中國經濟學者:浙江人最富,河北人最窮?不是地域歧視,這是經濟學。

本文來源:功夫財經(微信id:kongfuf)

作者:蘇小和

以下紫色文字為原文的導言,原作者用了一個饒有意味的小標題:閱後即焚。

只要官商關係成為企業的主要驅動力,必然導致企業的產權不清晰,民眾的收益不穩定。

今天的北京,就像金庸筆下的吸星大法,把周邊地區的資源、財富毫不留情地吸納進去。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僅僅是守夜人。問題是,今天的中國經濟仍然是政府主導的投資經濟、規模經濟。

以下為正文:

北京的霧霾之所以深重,很大程度上是河北的產業結構所導致的,比如河北大量的技術含量低劣的鋼廠,等等。

事實上你如果深入到河北的村莊,你會發現那裡的河流多年以來都不曾有水經過,早已是一道道乾涸的溝渠。加上各路挖沙的隊伍折騰,那裡的河床早已變成荒原了。

每次經過這些地方,都忍不住感嘆,這是燕趙大地啊,為什麼這麼荒涼,為什麼這麼貧瘠!

話說回來,說河北是中國最窮的地方,不是地域歧視,而是對一種經濟學現象的描述。

到過江蘇、浙江等地的人,想必會被他們的富庶吸引,仔細分析,又能發現兩地的不同。

蘇南似乎更具有整體意義上的富裕,布局方面顯得理性,有度,一看就是當地政府有意為之的結果。

而浙江的經濟形態顯然要零亂一些,感覺上企業的分布,民眾的生活基本上靠企業和民眾自發選擇,政府並沒有在相對宏大的層面來引導企業和民眾具體的市場行為。

我們可以用鏈條的形態來勾畫一下兩地的經濟特徵:

蘇南:政府——>企業——>個人

溫州:個人——>企業——>政府

這種看起來基本相反的經濟發生鏈,所產生的效果截然不同。

在蘇南經濟的鏈條下,經濟發展最大的驅動力是政府,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政府。

在這樣的強勢政府背景下,企業必然選擇以依賴政府為主要的生存方式。這便是上個世紀90年代蘇南模式的由來。

現在看來,這樣以政府主導企業的經濟態勢,並沒有得到有效糾正,政府的行為延伸到了企業的具體生存手段,而企業也必然以建立穩定的官商關係為主要任務。

一個基本的結構是,只要官商關係成為企業的主要驅動力,必然導致企業的產權不清晰,民眾的收益不穩定。

今天的蘇南,政府看上去財大氣粗,各種形象工程生機勃勃,官員的升遷因此平步青雲,但處在最底層的普通百姓,並不富裕。部分地方,甚至出現貧困村落,一個多向度的貧富差距由此形成。

看看溫州。情況稍微要好一些。這裡的經濟驅動力主要在個人,由於個人對市場的判斷,引發出更多的個人市場行為,這其中包括企業行為。

大量企業在溫州繁衍,把溫州的經濟總量做大,從而引起溫州政府的相對強勢。

在溫州,沒有鄉鎮企業、國有企業這樣的概念,全國各大城市都被壟斷的計程車行業,在溫州徹底成為個人汽車出租戶。溫州人也不僅僅局限在溫州本地,人們說,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溫州生意人的影子。

因此,溫州的富裕鏈條是,溫州人最富裕,企業因為溫州人的富裕而強大,最後才是政府的富裕。

這樣的分析非常有意味。我們把視野放寬,再來看看上海和江蘇(主要指蘇南地區)、浙江兩地的經濟關係,然後再來看看北京和河北、天津兩地的經濟關係,同樣能夠發現政府從中所扮演的角色。

上海——>蘇南(浙江)

從上海到江蘇、浙江的市場鏈,是可以量化研究的一個經濟現象。

之所以把上海列在江蘇和浙江的前面,是考慮到上海作為長江流域最大經濟中心對周邊地區的輻射作用,或者叫邊際效應。

在行政區劃的制度層面,上海與江蘇、浙江是平行的,正是這種平行的制度設計,才讓上海對周邊地區的拉動作用得以顯現。

這種偶然的制度因素,導致了上海的周邊地區因為上海的發展而發展,今天江蘇和浙江地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與上海的發展大有因果關係。這正是上海的附加值之所在。


但是北京地區不同,它的經濟鏈表現為德索托描述的鐘罩效應,外面的資源紛紛流進來,但裡面的資源卻不能流出去。

這個鐘罩效應,帶有巨大的集中意義和吸納意義。一方面,北京的經濟意義沒有形成向周邊地區輻射的價值,或者說在制度設計上。北京在經濟方面保持著一定的主管地位。

地理上越是距離北京近的地方,被吸納的程度越強烈,這便是經濟學上著名的「環北京地區貧困帶」的由來。

理所當然,河北是距離北京最近的省份,從地圖上看,河北簡直就像一個奶媽,把北京溫柔地抱在懷裡。因此,在資源的意義上,河北所遭遇到的來自北京的資源吸附最嚴重。

即使同樣為直轄市的天津市,這些年來經濟發展緩慢,主要原因就是地理位置距離北京太近。

事實上,我們解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所基於的分析模型,是一個最簡單的常識:小政府、大社會。斯密早就說過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僅僅是守夜人。

問題是,我們今天的經濟形態,仍然是政府主導的投資經濟、規模經濟,這樣的經濟形態必然需要政府的行政之手。

正因為如此,整個國家看起來是一個從大到小的經濟鏈:

國家(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個人

國家看起來富裕、強大,但地方政府卻難以為繼,不得不與中央政府進行利益搏弈。所有企業依附於政府權力,腐敗大量出現,處在最末端的個人,毫無疑問成為絕對的弱勢群體。

一個環節構成一個利益集團,距離政府越近的人,獲取財富的可能性越大。一個社會的貧富差別由此形成,並不斷拉大,並最終影響到社會穩定。

這樣的分析,讓我們不得不再次強調,如果河北是中國最窮的地方,那麼河北人理所當然是中國最窮的人。

身為中國人之一,面對這樣的經濟局面,我們理所當然地要到大城市去,因為那裡充滿了政府堆積的資源,你無法讓政府把福利發給偏遠的你,但你可以動身去大城市享受政府資源的溢出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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