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心疾首~歷年來,以保護之名而遭破壞的中國文物。

本文來源:大象公會(微信id:idxgh2013)

作者:沈田盈

一部中國文物保護史,同樣也是一部文物破壞史。

有哪些文物慘遭毒手?誰又應當為此負責?

幾乎沒有人會注意,在故宮藏本《清明上河圖》卷首八十公分有一處最大的缺損。

畫面中有一架拴著牲口的木柵,但牲口僅留頭部。然而在 1973 年之前,畫面可不是這樣的,當年故宮重新揭裱《清明上河圖》時認為這塊補絹上的動物是「尖嘴立牛」,為後人補畫,並以與原畫意境不符將其刪去。

這一刪改在 1995 年清明上河圖公開展出時引起軒然大波,學者普遍認為原畫上是驢,而不是所謂的「尖嘴立牛」,故宮冒然刪畫的行為無異於毀壞國寶。

因為考據不足、技術落伍等原因,導致文物毀損在中國的文物保護歷程中屢見不鮮,從經驗得自教訓這個角度看,中國文物保護史同樣也是一部文物破壞史。

文物保護的蒙昧時代

提起中國的文化遺產學,許多學者會上溯到宋代興起的金石學,將古代貴族的古物收藏和研究作為文化遺產事業的開端。而皇家一直是收藏古董的重點單位,現在故宮博物院下屬的文物修復部門,最初就源於清宮造辦處。

然而即便到了清末,官方和民間依然沒有文物這一概念,更談不上保護。對金石字畫之外的其他文化遺存,只要求能滿足實用目的和信仰需求,無論是出發點還是效果,都與今天的文物保護觀念相去甚遠。

以歷史建築的繼承和使用為例,始終伴隨著對空間、結構和內外裝飾的改造,這點在遺存至今的古代木構建築上尤為明顯——大部分都經過結構調整和構件替換,以及壁畫彩畫的重繪。

在為佛像重塑金身可以累積功德的佛教理念驅動下,對石窟寺等一些大型不可移動文物的整修就存在大量重妝塑像、重繪壁畫的行為,甚至對文物本體造成嚴重破壞。

譬如清初宣大總兵佟養量主導雲岡石窟的維修工程,直接在佛像上打孔以安裝腳手架,之後在表層敷泥重妝,泥層脫落後,千瘡百孔的佛像猶如被機槍掃射過。

▲雲岡石窟第三窟內的佛像

在缺乏對文物有效保護和管理的情況下,晚清民國的外國探險家、傳教士與中國古董商一起掀起了中國文物破壞和流失的狂潮,大受刺激的中國學術界開始呼籲國家管理古物,但政府忙於戰事無暇顧及。

所幸伴隨著西方考古學和博物館學理論的傳入,中國的考古和博物館事業持續發展,時局的緩和也讓政府開始試圖將文物納入管理當中。

1928 年,南京政府設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1930 年又頒布了《古物保存法》十四條,然而文物國有的進程隨著之後的戰亂戛然而止,不過,1933 年故宮文物的成功南遷也證明了這種嘗試的必要性。

▲1933 年山海關失陷後,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決定將部分文物運走,一萬餘箱文物經上海、南京、四川,最終運抵重慶

文物保護也要大躍進

直到 1949 年新政權建立,戰爭結束,制定文物管理制度才被重新提上日程。

1950 年,《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和《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相繼頒布,各地也開始了博物館和文物管理所的籌建工作。

然而,地方似乎並未與中央的號召保持一致,在大規模平整土地的過程中,大量古遺址與墓葬遭到破壞,各地的城牆、古建築也在城市建設和擴張中損失慘重。

五十年代末,在甘肅、河南等地的水利建設中,一些處於淹沒區的文物得到了搬遷機會,並作為那個年代為數不多的文物保護成果大加宣傳,但搶救的功績無法掩蓋因時間倉促和技術低下導致的種種損失。

1959 年,始建於元代的道觀永樂宮由位於三門峽水庫淹沒區的永樂鎮整體遷至龍泉村,搬遷過程中構件的拆卸重組和壁畫的切割對文物造成了不小的影響。吊詭的是,由於水庫蓄水量計算失誤,龍泉鎮並沒有被淹沒。

▲山西芮城永樂宮山門

除了被動的搬遷,各地的文物部門也進行了一些主動修復文物的嘗試,但由於專業人員的缺乏和工程技術的簡陋,許多修復工程的效果十分簡單粗暴。

位於陜西禮泉的唐肅宗建陵石刻,六十年代的修復將榫卯、鐵箍直接固定在石刻本體上,又用水泥對裂縫進行灌註,對石刻造成了新的破壞。

▲陜西禮泉唐肅宗建陵石刻

山西芮城的廣仁王廟同樣未能幸免於難,1958 年修復這座唐代木構建築時,直接將木材中腐朽的部分鋸掉,而施工時拍攝留檔的照片因保管不善丟失,導致 2014 年再次修復時,已無法彌補當年暴力修復造成的破壞。

▲修復中的山西芮城廣仁王廟

五十年代後,歷次政治運動使中國陷入長久動蕩,文物部門的運轉也幾近停滯,一些針對文物古跡的故意破壞更是造成了災難性後果。

莫高窟巖體加固工程幾乎是這個時期唯一的大型文物保護工程,但這次由周恩來親自批示、至今仍被許多人傳頌的工程,今天看來,技術上卻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

1963 年用混凝土加固了莫高窟南區的崖體,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崖體風蝕崩塌的問題,但也掩蓋了崖體所包含的豐富歷史信息,當今天一些新型保護材料出現時,混凝土造成的影響卻已不可逆轉。

▲莫高窟南區外景

除了技術,落後的體制對文物造成的破壞同樣令人唏噓。1973 年因物資緊張,故宮博物院將一批清代盔甲「處理」後作為福利,職工抽走鎧甲內的頂級蘇造絲綿,剩餘的銅飾件則歸院方所有。

西風東漸的科技保護

相比中國才走出蒙昧時代嘗試種種文物保護,歐洲關於文化遺存如何保護的討論已持續了數個世紀,並逐漸形成了現代文化遺產學的基本體系。

在歐洲諸國中,義大利是擁有世界文化遺產數量最多的國家,不僅掌握了出色的文物保護修復技術,還形成了完備的文化遺產理論體系和管理制度。

中國借助義大利的經驗構建了自己的文物管理體系,同時從化學、地質、物理等學科抽調人員,建立了一支以科學技術手段為依托的文物保護技術隊伍,逐漸取代傳統修復技師。

然而在用現代科技保護文物的實踐當中,錯誤的思路和不成熟的技術仍有可能付出文物受損的代價。

鑄於後周的河北滄州鐵獅子,在 1984 年為了配合吊裝移位的工程,向其腿部裂隙灌註了硫磺錨固混合液,結果裂隙日趨嚴重,即使在 1994 年清除了灌漿,仍無法停止劣化的趨勢,最終失去自主支撐能力。

▲經人工支撐的河北滄州鐵獅子

古建築保護的情況則不同於其他類型文物,這類文物的保護和修繕始終由建築學家主導,難免與專業的文物保護理念有衝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古建修復就出現一股復原性風潮,即修繕過程中去除後代變動的部分,將建築還原到始建時的狀態。

然而在實物與文獻遺存都極為有限的情況下,今人對古代建築的了解終究有限,還原最初狀態幾乎不可能,這樣的修復方式反而會造成歷代修繕這一重要歷史信息的損失。

位於河北正定的開元寺鐘樓,梁思成認為該建築下層可能保存了唐代結構,上層則是清代重修。1989 年修復時,鐘樓的二層被拆除,重建成為仿唐建築。這次維修不僅破壞了清代的建築,還拆毀了很有可能同屬唐代結構的月梁。

▲正定開元寺鐘樓

山西五台的南禪寺同樣也被強行「初始化」,這座始建於唐建中年間的小型佛殿,是中國現存最早木構建築。1974 年落架大修時揭去頂瓦,發現叉手周圍的駝峰、短柱等構件不受力,於是,它被當作後世增添的構件而拆除。

▲山西五台南禪寺大殿

復原性修復也體現在同時期部分遺址類文物的修復中。為了配合旅遊開發的需要,一些原本已沒有地面建築遺存的文物,選擇直接在原址復建地面建築,結果破壞了地下的建築基址,使學者難以通過考古發掘獲取遺址原貌信息。

位於河南鞏義的宋仁宗永昭陵,在 1995 年被改建成公園,復建的建築參照陵園考古發掘的成果,大都精準覆蓋在原址之上。

▲河南鞏義宋仁宗永昭陵園區


文物保護的「新常態」

進入 21 世紀,當代文物保護理論終於在中國得到廣泛認同,可辨識、可再處理、不改變原狀等理念,也成為中國文物保護工作者們的基本工作原則。但有關方式方法、修復尺度等問題的爭論遠未停止,保護工作的最終效果仍然取決於主導者自身的理解。

重慶大足寶頂山千手觀音石刻,經過五年修復工作,最終呈現為「重塑金身」的效果,引發了行業內外的激烈探討。毀譽雙方的爭論,事實上反映出美學修復與原狀修復理念的衝突。

▲重慶大足寶頂山千手觀音石刻修復前後對比

近年來政府對文化遺產越發關注,大量資金投入導致各地掀起運動式保護的浪潮,短時間內一大批文物保護項目紛紛上馬,但工程質量卻無法保證。

一位在山西洪洞廣勝寺水神廟修復壁畫的女性,曾因其美貌和甘於清貧引發廣泛關注,但後來有專業人士指出,「最美女壁畫師」因專業性不足存在不當修復,實則「毀文物」,它側面反映了現階段文物保護從業者水平良莠不齊。

▲山西洪洞廣勝寺水神廟壁畫

與文物保護工程的熱火朝天相比,文物管理領域則頗為無奈。時至今日,基礎建設仍然是文物破壞的主因,作為文物管理機構的地方文物局經常無力阻止。地方文物保護狀況往往取決於該地文物局的行政級別,以及地方政府對文物工作的重視程度。

此外,一些文物建築還存在著產權、管理權不清的問題,這種公與私、文物與宗教關係混沌不清的狀況對文物保護十分不利。

山西繁峙正覺寺作為文保單位的同時,也是宗教活動場所,2013 年,該寺始建於金代的大殿被僧人用油漆粉刷一新,而當地文物部門並沒有履行監管的責任。

▲繁峙正覺寺大雄寶殿

基層文博機構的問題同樣嚴峻,許多低級別博物館的展陳和庫房條件十分原始,很難保證文物安全,某縣級博物館還曾發生過因保存不當導致十餘件館藏青銅器全部腐蝕成銅渣的悲劇。

基層文管所也因經費短缺、人手不足,使田野文物的保護面臨極大危機,這在文物密度大且文物盜竊猖獗的晉、陜、豫等省尤為明顯。

▲山西介休龍天廟正殿彩塑,該殿內的彩塑頭部全部被盜走,現存頭部為 2014 年前後補塑

考古學與文物保護看似關係密切,但由於知識結構和工作性質的差異,在很長時間裡考古學家都對文物保護的相關知識缺乏了解,也會在考古工作中犯一些常識性錯誤。

河北臨漳鄴城遺址在最初的發掘工作中,一些表面保存有彩繪的造像被直接用水清洗,結果泥土與彩繪一同脫落。

▲河北臨漳鄴城遺址出土的東魏佛造像

公眾對文物越來越高的熱情也在改變著文物工作的模式,文物保護工程不得不接受媒體與非專業人士的監督。在許多人眼中,文物理應保持斑駁甚至破敗的外觀,即使它已經處在十分危險的境地。

2014 年遼寧綏中小河口長城的加固工程,對部分破壞嚴重、有崩塌危險的牆體採用設置犧牲層的方法進行加固。然而這一「救命」工程卻被媒體描述為「長城被水泥抹平」,國家文物局最終沒能頂住輿論壓力,選擇承認失誤息事寧人,並全面收緊長城維修工程。

▲敦煌的漢代長城遺址。與遼寧小河口長城類似,敦煌漢長城在加固已經因風蝕而危殆的牆體時,優先考慮的是文物安全而非外觀

眾口難調的公眾意見,很可能對部分繼續保護的長城造成致命影響,事件過後,偏遠地區的長城保護依然無人問津,畢竟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去影院看長城如何阻擋怪獸拯救人類,遠比修復幾堵古代土牆更有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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