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台灣人常見的「地圖砲」用語,意指地域歧視;為什麼中國最被歧視的總是河南人?

如今台灣人常見的「地圖砲」用語,意指地域歧視;為什麼中國最被歧視的總是河南人?

綠色文字為「微信上的中國」補充:

台灣近年來流行一個詞彙:地圖砲。原本這是電玩世界的用語,現在被擴大運用於「地域歧視」(這是大陸用語),許多人學習到這個詞彙,都是因為地域歧視。

(p.s. 台灣網友提醒,地圖砲源自於超級機器人大戰α,至少2000年前後台灣就有人在講。)

有些台灣人喜歡「戰南北」,即北部人和南部人互看不爽,就是典型的地圖砲;如今兩岸部分網民互相歧視,說穿了也是地圖砲。

在中國大陸的網路上,地域歧視是很嚴重的,地圖砲動輒開打;大家都聽過的例如: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上海人和北京人互看不爽..之類的。

其中受害最深的是河南,似乎全國各地都聯合起來欺負河南人?參考下圖:

如今台灣人常見的「地圖砲」用語,意指地域歧視;為什麼中國最被歧視的總是河南人?

以下文章嘗試解釋此事。

來源:大象公會(微信id:idxgh2013)

作者:戴鹿、周承輝

最被中國人歧視的河南東部、安徽北部、江蘇北部、山東西南部,都是黃河下遊頻繁被洪水禍害的地區。

中國最被歧視的地方,當然是河南,「十億人民九億騙,河南人是總教練」這種順口溜,不光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在說,經濟並不好過河南的西部省份也同樣愛說。

安徽、蘇北人好不到哪去。無論是何版本的中國地圖炮,安徽總難免與乞丐、小偷掛鉤,而蘇北人在蘇南人眼中則往往被視為扛大包、賣苦力的同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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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台灣人常見的「地圖砲」用語,意指地域歧視;為什麼中國最被歧視的總是河南人?

▲網路流傳的地域歧視

實際上,除了河南騙子、安徽乞丐、蘇北苦力外,還有個今天已很少被人提起的地域歧視,就是「山東自古出響馬」,雖然土匪強盜的名頭早有後來者獲得,但魯西南依然是著名的負面新聞高發區。

有心人應當注意到,這四塊地區是彼此相連的。

歧視地帶

說河南出騙子當然是不公的。實際上,總結最近十年廣為人知的詐騙犯罪,根本無法得出「河南出騙子」這樣的印象。

中國流行兩類詐騙,只吃本地人的集資詐騙,不會給外地人留下印象,而幾乎每個人都會遇到的電信詐騙,與河南無緣。

這種犯罪活動,需要緊密的社會分工,更易在宗族關係尚存的地方出現。該詐騙模式從台灣傳入後,先在福建廣東落地生根,後由湖南中部地區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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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受歧視之苦的河南人,除了用《河南人惹誰了》表達憤怒外,有時也會辯解說,詐騙都是豫東人幹的,那地方人假話連篇,我們豫西可都是老老實實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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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輕輕吐出「白完(皖)」二字,便可表達強烈歧視,安徽人當然也會辯解,乞討只是一部分安徽人,並不代表安徽人都是乞丐。而皖南人乾脆做切割,其實,那都是皖北人幹的,皖南的名片是徽商,我們經濟富庶,教育發達,怎麼會當乞丐。

如果你看下一中國地圖,就會發現,這些遭受歧視的重災區——豫東、皖北、蘇北、魯西南,會發現它們彼此接壤。也就是說,上面所有的壞印象都源自同一塊地方,它位於河南、安徽、江蘇、山東四省的交匯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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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山東沒有像河南、安徽那樣被整體貼上不良標籤,實在是因為江蘇南部和山東東部的經濟,遠遠超過全國水平,而河南、安徽因總體經濟水平欠佳,很容易就被整體納入地域歧視的鏈條。

這片最遭歧視地區,處於黃淮之間,其實也算得上是風水絕佳的帝王之鄉。

中國的開國皇帝大多權貴出身,登上皇位,都是幾代人的積累。惟有劉邦、朱元璋,完全靠自己白手起家。巧的是,他們都出生於黃淮區域,他們賴以打天下的功臣武將,也大多來自故土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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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淮區域可謂歷史上的龍興之地,如何成為後人眼中的流民發源地?

其實,當年將平民變成皇帝的推手,也正是後來批量製造流民的力量。這一力量就是泛濫的黃河。上述慘遭地域黑的四省交界處,正好與黃河洪泛區高度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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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黃河下遊泛濫範圍圖

大河的詛咒

黃淮流域之間的四省交匯處,是大片平原地帶,本當為宜農作的豐饒地帶,不幸的是,漢代之後,黃河水災頻繁,宋以後更加泛濫,這片位於黃河下遊的平曠地區成為頭號受害者。

黃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黃河斗水,泥居其七。」這些泥沙淤積使黃河成為一條高高在上的懸河,決堤頻發。有清一代 260 餘年間,不計晚清改道後下遊民埝的漫溢決口,僅有案可查的決口次數就達 170 多次。

非洲的尼羅河也會定期泛濫,給兩岸帶來肥沃土壤,孕育出古埃及文明。但黃河泥沙含量太高,洪水流經之處,土地都被泥沙覆蓋,原先的良田迅速鹽鹼化,糧食減產,使原本就不富裕的黃泛區陷入極度貧窮。

今天,「黃泛區」被狹義地解釋為 1938 年 6 月 9 日,為阻塞日軍進犯,在黃河花園口決堤後在豫、蘇、皖三省形成的洪水淹沒區。歷史上,黃河頻繁決口淹沒的地區還包括今天山東西部和河北東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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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祿在河南蘭考治沙、治澇、治鹽鹼,都是治理黃河之害

黃河洪水泛濫,波及的絕不僅是決口處的一兩個縣。水量很大時,甚至造成河流改道,「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看似頻率不高,但一旦發生便會造成破壞原有自然生態系統與社會秩序的深遠災難,禍及整個平原。

南宋紹熙五年,黃河改道奪淮入海,帶來大量泥沙,加劇了淮河下泄不暢的問題,使內澇成為淮河水災的重要形態。盡管在清朝咸豐五年它再次任性北移至山東,古淮河的河道也已經被其用廢。

這個世界罕見的高頻天災地區,盡管曾是中國最早進入農業文明的地區之一,但頻繁的水患導致經濟極為脆弱。稍大一點的水災,無論貧困之家還是累世殷實富戶,家產都會在洪水中蕩然無存。

家園毀蕩,人民只有外出逃難,或南下過江,或西進陜甘,往往只能以乞討、偷盜或打工方式糊口。實際上,很多災民是三種角色並行不誤。這難免會給外地人留下深刻印象:某某地方人都是乞丐、小偷、苦力、強盜。

遲至八九十年代,還有黃泛區的父母為孩子定親時,還會特意詢問對方姑娘,有沒有跟隨父母外出乞討的經歷。如果沒有,他們就會擔心未來的孫子孫女:你連討飯都不會,將來洪水來了,你孩子可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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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這更嚴重的,是社會秩序的脆弱。辛勤耕作—積累資金—增購田產的發展模式在黃河下遊邊是行不通的。

洪水過後,地貌大變,原有的地界、田界無影無蹤,大家只能憑感覺重新劃界,或者誰搶到就是誰的。當人們見慣了財物易手,連土地這個最重要的財產所有權都難以穩定維護時,人們對產權能有多少尊重?

穩定的社會信用自然也無法建立起來。洪水一到,親戚、朋友、債主、仇人,不是被洪水沖走,就是逃荒或遷居外地。在極不穩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下,人們的行為模式會本能選擇短期策略。

假如一個人不幸生在黃泛區,他應該選擇怎樣的生存策略?顯然,積蓄財產和經營名聲這種長期經營策略不會成為優選,只考慮眼前短期利益才符合理性,以及盡快逃離。正如安徽官府那番無可奈何的評論:「民性不戀土,無業者輒流散四出,或彌年累月不歸,十室而三四。

浪花淘盡英雄

今天已經很少再有「山東自古出響馬」的說法。但這段歷史並不遙遠。

1923 年 5 月 6 日,上海至北京的第 2 次特別快車,在山東臨城與沙溝地段被孫美瑤的「山東建國自治軍」攔截,除一名英國人負隅頑抗被擊斃外,綁走外國旅客 19 人,中國旅客 100 餘人。它被稱為民國第一案。

除了提出巨額補償,孫像梁山好漢一樣希望招安。當時活躍在山東 30 個州縣的民間武裝約有三萬多人,槍支兩萬多,臨城劫車案和平解決,讓他們躍躍欲試。

孫美瑤的先輩梁山好漢,也是黃泛區的產物。五代到北宋末,黃河三次決口,洪水在梁山腳下匯集成一片遼闊水域,成為宋江等梁山好漢的革命根據地。

地理環境上,大平原不適合以英雄好漢為業,但短期生存策略下,民風自然爭強好鬥,一旦手中有積累,農民不是購買農具、土地,而是採購長矛、刀劍、甚至火槍,進可傷人,退亦可自保。

清朝思想家魏源曾在蘇北為官,他形容此處「土地荒蕪,民惰而好鬥,習於搶劫,故該地素稱難治。」 魏源是湖南隆回人,當地多宗族械鬥,他口中的難於治理可見當地民風。


孫美瑤的山大王之路也是一個縮影。孫氏原為山東棗莊鳧城鎮白莊村的書香門第、殷實之家,孫美瑤的哥哥孫美珠還是前清秀才。但孫家時常被土匪勒索敲詐,孫父甚至被綁架。1918 年,孫氏兄弟一怒之下變賣家產,購買武器、聯絡各路「竿子」,築寨於抱犢崮,很快聚集數千人。1920 年組建「山東建國自治軍五路聯軍」,孫美珠任總司令。

任何地方都有土匪,黃泛區地貧人窮,盜匪叢生也不奇怪。但這裡土匪的特色在於,他們是「匪民一家」,當土匪並不是背叛社會,而是家庭經濟的一個有益補充。

美國歷史學家裴宜理在《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中寫道,黃泛區土匪通常與家庭保持著緊密聯繫。她援引一位外國記者在河南的報導:「我傾向於認為,百姓與土匪之間並沒有實質區別。百姓正是那幫匪徒的父母兄弟姊妹,而土匪們會盡量把剽掠成果托人捎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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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漢學家、人文科學院院士裴宜理

裴宜理指出,黃泛區盜匪如麻的根本原因,是當一戶人家的糧食常常不足以養活全家。於是,多餘的兒子就變成「光棍」,自尋出路。有的光棍會去打工、乞討、當兵,有的則會入「捻」為匪。

「捻」是當地方言,用捻線成繩的比喻,形容一群人聚成一個幫派。小捻子只有幾個人,偷竊、盜墓、偷割莊稼。大捻子有數十人至數百人,綁架、敲詐、收保護費、收買路錢。更大的捻子則成千上萬,動輒跨縣連郡,攻占城池,變成官府文告中的「捻匪」。最大的捻匪首領張樂行,鼎盛時統兵二十萬,控制幾十個縣城,是豫東皖北事實上的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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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軍:黃泛區的產物

彪悍好鬥的民風,加上亦民亦匪的傳統,使黃泛區人民成了中原的「遊牧民族」:經濟落後,但戰鬥力極強。和平時期他們只能小股剽掠,一俟天下大亂,他們就成了逐鹿九鼎的強勁候選人。

元朝末年,朱元璋能夠消滅各路諸侯,一統天下,他的淮右老鄉團無疑立下了汗馬功勞。到清朝末年,捻軍雖不如南邊的太平天國聲勢浩大,也同樣取得不俗戰績:他們擊斃了蒙古名將、八旗軍統帥僧格林沁親王。

盜匪與革命的界限有時並不清晰。臨城劫車案發生後,反動統治階級污孫美瑤為匪,雖然毛主席在 1926 年 12 月的湖南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中稱之為革命團體,陳獨秀、馬林等都肯定了孫美瑤,但新中國成立後,孫美瑤很長時間依然被視為普通土匪。

1997 年,中國社科院院長胡繩到棗莊調研時,視察了孫美瑤當年扣押人質的抱犢崮,稱孫美瑤為「王佐式人物」(王佐,井岡山農民領袖,加入紅軍被誤殺),認為對臨城劫車案「要重新認識」。

當年 12 月召開「山東建國自治軍暨臨城劫車案研討會」上,正式認定了其革命性質。「文革」中被平毀的孫美瑤被重新修建,棗莊抱犢崮公園的山路上修建了山東建國自治軍紀念碑。孫的鄉 大家終於又可以公開以孫為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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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12 月 18 日建成的山東建國自治軍紀念碑,碑文如下:民國之初的北洋政府時期,各派軍閥割據,連年混戰,使當地百姓災難深重,苦不堪言。一些不堪重負的百姓,紛紛聚眾起義。 1920 年,原嶧縣白莊(現北莊鎮白莊村)清末秀才孫美珠和五弟孫美瑤、叔父孫桂芝一道揭竿而起築寨於抱犢崮,成立了「山東建國自治軍五路聯軍」。 1923 年 5 月,孫美瑤帶領「山東建國自治軍」,在抱犢崮山區製造了轟動中外的「臨城劫車案」,史稱「民國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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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欣慰的是,肆虐了兩千年的黃河今天已很難為患,因為黃河都快斷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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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號:idxgh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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