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老外在中國辦了中文學校,提供包括住宿等全面服務,專作全球年輕人的生意。

本文來源:北京好奇心日報

記者:林綺晴、孫今涇

22 歲的義大利姑娘 Irene 住在倫敦,每年花在學漢語上的錢至少有一萬歐元。

她的主要開銷在夏天,從坐上倫敦到上海的飛機開始,參加完每天四小時、一周五天、連續六周的密集課程結束。

如果考慮到這所語言培訓學校的服務,從打開網頁的那一刻就開始了,Irene 覺得這筆開銷還算值得。

她在網上提交課程申請郵件沒多久,一位項目經理(同時也是課程銷售員)就開始幫忙申請簽證、安排住宿。出發前,Irene 還收到了一封指導如何安裝微信、VPN 的郵件,如果需要,她能拿到有折扣的景點門票。

她還被告知,會有人在機場等她,帶她到派出所註冊、買電話卡、認路到宿舍和學校——「幫她在這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活下來」。

有了這些保證,Irene 保護欲很強的母親才放心讓她獨自一人出遠門。那可是中國,對歐洲人來說,是「世界的另一半」,來這裡近乎一場冒險。

胡同學校上海校區

但 Irene 相信,當她回到歐洲,雇主們都會被她特殊的語言技能和在異國生活的魄力打動。只要她手上「握有足夠多的牌」,她很快就會把公司裡四五十歲沉悶平穩、只說一口英語的中年人甩在身後。

三年前,當這個大一政治系學生第一次被帶到了上海五原路 76 弄的路口時,她更加確信了這一點。在學校的名牌「胡同學校」旁,一行字和 Irene 心裡想得一樣:Think Ahead, Learn Mandarin(學漢語,有遠見)。

上海沒有胡同,「胡同學校」藏在「法租界」的一棟兩層洋房裡。

這裡是「法租界」租金最貴的區域之一,經過十幾戶飄揚著晾曬衣服的民居,整個中國看起來又時髦又有趣。

Irene 很快就會在這裡丟掉在倫敦學到的過時的詞匯,比方說「對象」——在上海,沒有年輕人會這樣稱呼自己的男馬子了。

胡同學校上海校區

大磁鐵

胡同學校的創始人之一 Jan Wostyn 是更早的一位冒險者。人們一度認為,他很有遠見。

2005 年,這位比利時人連同法國人 Jeremie Rossignol、三個德國人和一個中國人拿著一萬歐元創辦了胡同學校。

這距離他第一次來中國過去了四年,2001 年,Jan 在比利時獲得了經濟學的碩士學位,拿著中國政府提供的獎學金來武漢學習中文。

一年之後,他回了趟比利時,拿到了一個中國研究的本科學位。在廈門又學了一年中文後,他開始在北京的一家翻譯公司做實習。

這一次,25 歲的 Jane Wostyn 打算長待下去,「在中國超過三個月的外國人,就會有些著迷。」 Jan Wostyn 說,和平靜的歐洲不同,這裡充滿活力。


這些對中國感興趣的外國人,很容易就能找到學習語言的地方,名字裡帶有 mandarin 和 panda 的培訓機構隨處可見。

這不是一門複雜的生意,只要註冊一家小公司,租個地方,再找幾位漢語老師,生意就可以運轉下去。

Jan Wostyn 和 Jeremie Rossignol 的做法看來有些不同。

他們選擇了外國人眼中北京文化的象徵為學校名稱——「胡同學校」,盡管學校最開始的選址——北京安定門附近的土兒胡同完全被寫字樓包圍,幾乎看不出胡同的樣子。

2012 年,他們在上海分設了校區。 因為大多數的學習者都二十出頭,可能去過其他歐洲國家或者美國,但沒去過中國這麼遠的。

Jan 和他的合夥人們同時提供「全包」的服務,安排包括住宿、語言課、實習在內的所有事,7 天 24 小時地提供服務,目前在上海和北京共有四位項目經理全職做這些事,相比起來,漢語教師倒是和大部分的機構一樣,是兼職的。

包括 Irene 在內,學生們「都愛」項目經理,他們可以在 20 分鐘內解決 Irene 家的燃氣問題;而另一個重要的任務是幫助學生交上朋友,並確保他們「沒有一天不知道應該做什麼」——有時候是組織去外灘、長城,有時候帶他們去學搓麻將、太極拳,有時去酒吧。

為了防止學生喝得酩酊大醉,失去方向,他們還在學生的手機裡錄了一段提醒住址的語言,以備出租者司機不時之需。

「學生把它當做一個體驗,而不只是一個學校。」胡同學校北京校區的一位語言教師 Laura 說,這裡之所以吸引人不僅因為「老師教得好,這是基本的,還有其他。」

她的一位 16 歲的美國男生,才來了一個多月,就交到了 20 多個朋友,他打算周末跟剛認識的外國朋友去西安。

Laura 去年從另一家工作了 8 年的語言學校,跳槽來胡同學校。

對比了鮮有行銷、已經倒閉的老東家,她認為胡同學校的「經營理念特別專業」。

這首先可以從校區的選址上看出來。北京的新校區在 2010 年搬到了三里屯的一棟寫字樓裡,Laura 聽說,這棟樓裡工作的人都在胡同學校學過漢語,因為這裡全是歐洲企業的辦公室。

創始團隊的商業頭腦還在 LinkedIn 上收到過前《紐約客》駐華記者歐逸文的認可。

在創立胡同學校初期, Jeremie Rossignol 同時也在做翻修改造四合院的生意。

歐逸文評價說:「他發起了一個世界一流的物業管理生意……我對他的誠懇、精確和徹底印象深刻,並把他推薦給了很多其他人。」

在語言生意上,Jan 和 Jeremie 同樣了解背書的重要性。

2009 年,他們推舉唯一的中國合夥人為法人代表,申請了教育部頒發的辦學資質,並打出了「第一個被中國教育部認可,由歐洲團隊管理的漢語學校」的標語。

根據相關法規,外國創業者無法獲取辦學資質。這個招牌很可能是說服外國人來中國呆上幾周的原因之一,它至今還被擺在網站醒目的位置。

從 2010 年開始,創業者們更加嚴肅地對待這門生意。

Jan 和 Jeremie 決心在這門生意裡投入更多,不再像過去那樣只是為了輕鬆自在,可以穿短褲、拖鞋上班。

「2008 年有奧運會、2010 年有世博會,中國是個大磁鐵。」

當時剛滿 30 歲的 Jan 確信這一點,他清楚地看到在中國這門生意長期發展的趨勢,學生的數目會迅速上升,很有可能,中國會緊接著放開辦學和簽證條件,甚至設想可能會有一個月免簽證的旅遊 visa,這些都會幫助吸引從世界各地來到中國的語言學生。

2010 年,他們在北京最貴的商圈之一三里屯租下了幾間教室,開發了第二個校區。


干擾

這所在 Facebook、LinkedIn、Twitter、Instagram、google+ 、微信上都註冊有帳號的學校比 Jan 想像中發展得慢得多。

「大磁鐵」的判斷並沒有什麼差錯,Jan 印象中他身邊的外國人是他來時的 10 倍還要多,但不少在 Jan 意料之外的東西干擾了磁場。

根據胡同學校官方提供的數據,過去 11 年,共有 3000 位外國學生在這裡修讀語言課程。即便剔除掉不成氣候的頭幾年,這個數字也仍然不算是大規模。

「我們花了 11 年時間,做成這樣,覺得與投入的時間精力相比,收獲太少了。」兩周前在上海的一間酒裡見到 Jan 時,他不像 Laura 描述的那麼自信,盡管他強調不後悔做這件事,畢竟「遇到了很好的同事、老師和學生」,但看得出,他「專業的經營理念」也有些動搖。

「也許五年前我應該開個餐廳什麼的,讓大家多吃一點而不是多學一點——不過我也從來不是一個好廚子。」 Jan 說,那時候他辭掉了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安永的工作,回到中國。

規模不大可能和胡同學校的課程價格有關,它並不覆蓋大眾的漢語培訓市場。

跟現在不同,胡同學校初期的學費要便宜不少。十年前,實習項目每個月定價 480 歐元(當時折算約為 4800 人民幣)。直到 2009 年,學校最受歡迎的課程「普通中文課」,課程分口語課和漢字課,每次課 2 個小時,學費只要 50 元。

但這之後,胡同學校打算把目標客群定得更高端些。

2012 年開設的上海校區更像一家咖啡館,在公共休息室裡,學生可以自取印著胡同學校 logo 的馬克杯喝茶,翻雜誌和電影 DVD,或者上三層的天台參加活動。

除了二樓的開放式辦公區,學校一共有 10 個教室,教室不大,IKEA風格的長桌旁只容得下七八個學生圍坐。

胡同學校上海校區

胡同學校上海校區

因為小班教學,兩周不包括住宿的漢語課程,價格為 812 美金(約 5200 人民幣),即 130 元/小時,每周 20 小時。相比之下,在五道口聚集了大量留學生的「地球村學校」,課程約 40 元/小時,選擇 10 人以上的班,只要 12 元/小時。

但這些價格對初來乍到的外國人來說,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敏感——他們仍然習慣按照國外的消費標準來計算。

Irene 說,一次一萬歐元的價格,仍然比在國外學習漢語要便宜。

在倫敦,這類的漢語課程每小時需要 40 磅。這還沒有算上一個多月的生活費。倫敦的房租更貴,而在食物上,上海每天的花費可能只有在倫敦的五分之一。

但金融危機帶來了更多來中國碰碰運氣的外國人,最終也影響了外國人在中國的消費力。

過去,胡同學校的一大部分客戶來自外企以協議價為員工購買的語言課程,但現在合作的這些大公司因為經濟不景氣紛紛砍掉預算, 在員工的語言培訓上沒有那麼慷慨了。

以前可能給學生 100 個學時,現在只有 50 個小時。以前願意 200 多 300 一小時,現在可能願意付 150 塊。

而那些打算在履歷上添一筆的學生,也開始考慮去印度,那裡更便宜,而且沒有霧霾。Laura 老師聽說,去年四五月份北京校區學生的數量,可能只有往年的一半。

Jan 確認了這個略顯慘淡的局面。最近兩三年,胡同學校的學生人數沒有增長,「卡住了,可能還有一點點下降」。

在吸引新學生這件事上,Jan 現在最頭疼的是「政府並沒有如我們所願打開市場,甚至這幾年外國人想在中國‘靈活’呆一段時間都更難了」。

國家旅遊局的一項統計數據可以支持 Jan 的看法,從 2006 年到 2015 年,包括旅遊、工作、探親在內的入境外國遊客數量:2007、2008 年到達頂峰,2009 年後回落,2011 年以後人數基本保持穩定、略有下降。

冒險

語言這門生意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個國家的開放程度,和人們對這裡未來的信心。

胡同學校學生參加集體活動

胡同學校的生意最初是以實習項目起家的。

Jan 和 Jeremie 不約而同地發現,國外實習生打算來中國增長見識、中國公司又喜歡新鮮面孔,他們開始幫助這些學生申請 F 種類的簽證,實習生可以在國內呆六個月,並接受胡同學校提供的語言培訓。

但 2013 年 9 月,相關的簽證規定作了改動,此前外國人能夠以 F 簽證來中國訪問、考察、講學、經商、進行科技文化交流和進修、實習等不超過六個月,後來實習一項被取消,外國人以實習生身份申請來華簽證的這種做法行不通了。

大部分語言培訓機構,都採取了打擦邊球的辦法。

他們尋找官方的院校合作,這些院校通常有為外國學生提供簽證申請證明的邀請函,培訓機構需要向院校支付一定的費用,為潛在的學生購買邀請函。而包括 IN TO CHINA 在內一些主營實習項目的機構,則因為簽證問題直接關閉了。

Jan 稱,胡同學校大約有 20%-30% 的潛在學生在簽證申請上遇到了麻煩,他們打電話向項目經理求助,發現過去朋友口中八面玲瓏的項目經理也不是萬能的。Jan 認為,一些學生面對繁瑣的手續直接打消了來中國待上幾個禮拜的念頭,而另一些則開始懷疑胡同學校是一家不靠譜的培訓機構。


如果真的要說起來,胡同學校在辦學資質上確實不夠清白。

自從 2009 年 Jan、 Jeremie 和創始團隊裡的中國合夥人因為利益糾紛分道揚鑣,這個純外籍的管理層就徹底失去了合法的辦學資質,他們同時搬離了胡同,把原址留給了中國合夥人。不過,出於某種原因,胡同學校在 2010 年建的網站上至今仍然保留了那個看起來獨一無二的招牌。

學生也加入了這場和簽證、辦學資質有關的冒險中。Irene 沒有親歷過一些危險時刻,但她轉述去年一位參與實習項目的舍友見聞說,因為有警察上門來檢查,有一回他和他的一些同事從辦公室逃走,在家裡待了一整天,保證警察不會發現他們。但這並沒有打消 Irene 今年繼續來胡同學校學中文的念頭。

應該如何理解 Jan 一直沒有對這件「危險的事」喊停?

Jan 解釋說,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始終相信「中國會緊接著放開辦學和簽證條件」,「甚至可能會有一個月免簽證的旅遊 visa」上。

這個賭注的危險程度,遠遠超過了這幾個年輕人在北京上海最貴的地段租下幾百平米,好遊刃有餘地展開生意。

在 Laura 看來,Jan 和 Jeremie 的團隊依然擁有長遠的規劃和成熟的經營理念。他們剛剛為零起點的學生製作了一本教材,還專門請人做了插畫,「投資感覺挺高的」。

Jan 和 Jeremie 確實還在不同的場合聲稱,他們打算把胡同學校變成一個學中文的全球學校。

人們學習漢語的熱情還沒有很快消失。據華爾街日報 2012 年的一份報導,一些為孩子未來精打細算的美國家長們,甚至選擇移居中國或者新加坡等操持漢語的國家。

根據國家漢辦提供的數據,截至 2015 年 9 月,境外學習漢語的人數超過 1 億,2009 年這一可能數字還只有 4000 萬人。

從 2014 年開始,胡同學校在倫敦、巴黎、布魯塞爾、米蘭、雪梨或者開設了分校,或者和當地教學模式相近的學校合作,並打上「胡同學校」的招牌。下一個海外分校會在紐約,一個同事正準備搬去那裡。

不過,幾乎可以確定的是,這種方法在催生它的地方行不通了。

Jan 和 Jeremie 都在慎重考慮他們是否要在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Jan 表示,在中國做生意,「我們做危險的事」,不安全和不確定性一開始是可以忍受的,但是走了 11 年,看不到希望的感覺讓他非常苦惱。

Jan 今年 36 歲,有了孩子。15 年前他對這個國家的文化充滿了興趣,但現在,他認為自己需要仔細考慮以後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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