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對中國商場的觀察:中國的飯局、性交易與生意潛規則

就在政府官員面對當前局勢紛紛望而卻步的同時,商人們似乎對前往KTV仍然表現出高度興趣。

 

原標題:兄弟規則:中國的飯局、性交易與生意潛規則

本文是前陣子紐約時報的熱門文章,在大陸網路上廣為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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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絕晚飯後去找小姐的邀約,永遠是社交的雷區。但是過去的45分鐘裡,這所城市的黨委書記——一個五十多歲男子,一直用他嬰兒般柔軟的手在宴會桌下輕輕撫弄著我的大腿,這讓我比往常更迫不及待地想要找個理由先閃一步。

  或許,在山東這座洋溢著小城氣息的賓館裡——我和這群生意人和官員吃飯的地點,洗浴中心是做正經生意的地方,是我自己想歪了。不過,外面寫著「康體中心」字樣的霓虹燈廣告牌上,「心」字的上半部筆畫由幾顆閃爍的紅心取代。

  「康體」只是一個差不多的說法;當時我已經被白酒灌得不行了,這是一種度數高到幾乎沒法喝的烈性酒,在飯席上很是普遍,那天晚上究竟發生了什麼,我記不大清楚了。那年的整個夏天,我的老板把我當作裝點門面的老外,帶我尋訪各省級城市,向有錢人家想去國外念書的蠢孩子推銷培訓課,一群人猛喝一通之後接著跑去找小姐,已經成為了習慣做法。因為我是外國人,所以在其他人開玩笑我是不是喜歡男人之後可以堂而皇之地先撤,但其他的應酬就只能硬著頭皮上。

  這都是2004年的事了,不過商界與政府官員之間的許多互動,在過去十年裡依然保持著同樣的套路。一開始是大吃大喝,拉近感情,然後到了十點、十一點的樣子,一隊人馬就轉戰KTV、洗浴中心或者夜總會。大家在一處公共的社交空間裡一起再消磨兩三個小時,要麼是叫幾名小姐隨伺一旁熟練地陪你調情,要麼是全體男性集體脫光去泡澡。到了夜裡兩點,有的人倒在床上,有的人帶著姑娘離場。

  賣淫在中國是非法行為,但它打著各種旗號,一直都存在。社會學家黃盈盈和潘綏銘曾經強調,中國從事性交易的女性分為多個層次,他們將其描述為七種類型,既有捧場對象主要為貧困外來民工的「工棚女」和「站街女」,也有在路邊小店裡的「按摩女」和「發廊妹」。最頂層的則是「二奶」和「包婆」,她們更年輕,教育程度更高,收費也要貴得多。商人多和其中的較高層級來往,尤其是被潘綏銘劃定為第三層的「陪女」。

  KTV是一種唱卡拉OK的地方,它分為兩種,但有時候它們同時出現在同一個KTV裡。一種就是跟朋友一起吼《老鼠愛大米》的地方,另一種是與人交往的地方,偶爾才會唱幾句,到了深更半夜可以讓「小姐」提供性服務。同樣,有的洗浴中心在白天的時候提供家庭優惠,很可能到了夜晚就變成了妓院 (brothel)。2004年,我不下十次地看過同樣一張帶框的印刷品,它似乎賣給了整個華北大地每一家或正當經營或不正當經營的營業場所,畫面上是一名故作端莊、年輕性感的東南亞女子。在餐館裡,會有一件白色的緊身無袖上衣遮住她的胸部;在妓院裡,她的胸部則會炫耀般地完全袒露出來。

  去妓院未必就能搞定商業關係,整個過程還需要更為貴重的禮品、陪同消遣、直接賄賂,甚至是由一方全力負擔的長途集體出遊。但許多年來,它們一直是中國商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像是高爾夫在六十年代的美國,盡管在過去的十年時間裡,品味變得稍稍更為精致,比如相較於白酒,洋酒或者葡萄酒越來越受歡迎。


  這些慣例中有的已成明日黃花,至少對政府官員而言是如此。早在今年以前,就有定期的掃黃行動勒令涉黃場所停業整頓數周乃至數月,然後就會恢復正常營業。然而,眼下針對政府官員的整肅運動,還有習近平主席大力倡導的反腐運動,卻已讓往昔的這套標準商務慣例陷入了停滯。許多高層主管人在落馬的同時往往也擔負著道德敗壞的罪名,其中包養情婦的行為尤為常見。雖然一起找小姐曾經是常態,但如今的政府官員,尤其是公安警察,卻十分害怕被人看到自己出沒於俱樂部、KTV甚至高檔餐廳這類地點。

  針對「通奸」行為的法規,幾十年來首次得到執行。一項過失儼然成了重罪。再加上較底層的官員,尤其是在中國那些結構臃腫的國企內部,開始紛紛利用反腐運動的嚴打態勢,告發自己的上級官員,為自己開拓升職機遇,從而讓這套規則開始變得得不償失起來。

  2013年底,針對政府官員的一連串警察搜捕、公開封禁和新命令,那些在以往的商務洽談中必不可缺的營業場所紛紛關閉。我最初以為,這場掃黃運動將像其他許多運動一樣,僅限於北京和上海地區,然後再加其他幾處關鍵城市,比如素以性產業出名的東莞,該地區在去年2月份時就曾經歷了一次大規模的嚴打掃黃。

  在分別聯絡過成都、重慶、唐山、石家莊和哈爾濱的熟人後,我發現了一個共通的現象:官員們害怕被人看見出現在那些之前被視為貴客的場所。多年來形成的生意形態,而今卻成了一項危險的消遣,至少隨便一名與政府有裙帶關係的人都有這種感覺。可是最初又是哪些因素把他們吸引到那裡去的呢?

  美酒、美食和性愛,都是樂事。但是在中國,飯局與妓院文化卻早已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樂趣,只是一種主要用來與其他男性建立生意關係的商務工具。

  這種工具帶著一股令人發噱的幼稚感,盡管參與其中的大部分男性都已人到中年。劃酒拳、鹹豬手、低俗笑話,還有以試探他人弱點――無論是在喝酒還是女人方面――為樂,都是其中的常態。人類學家莊思博(John Osburg)曾用了數年時間與四川成都的富人群體來往,為自己的著作《焦慮的財富:中國新富階層的金錢與道德》(Anxious Wealth: Money and Morality Among China’s New Rich)收集素材。他告訴我說:「這些活動就像初中生開的派對一樣――只是多了酒和小姐。」

廣東東莞一次掃黃中,警察在某娛樂中心扣留的性工作者。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私下的閒聊中,許多商人都確認,整個過程通常勞心勞力,令人厭煩。(在此我將莊思博的主要研究對象――黑社會成員也囊括在廣泛意義下的商業人士類別中;犯罪、生意和政府,在中國的關係往往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區,鮮有哪家他們涉足的娛樂場所有什麼特別的吸引力。實際上,裡面常見的是汗跡斑斑的臟床單,以及上世紀70年代風格的鮮花圖案牆紙,就像這些截取自三流醜聞影片中的圖片所顯示的那樣。在時髦一些的娛樂場所裡,則會掛著一些鑲在金色畫框中的西方美女。沒完沒了的應酬十分消耗體力;我以前的那位老板,總是寧可搭乘火車,而不願乘坐飛機,因為火車上的軟臥能讓他在連著「應酬」了兩三個晚上後,難得地休息一下。

  但是他們前往這些地方, 並非一味是為了尋歡作樂。一切只是為了增進業務關係和私人交情,借助觸犯禁忌與相互袒露自我的力量——至少假裝存在著這樣的事,在男性同胞之間形成一種牽絆,這能讓大家覺得那些潛在的生意夥伴跟自己是同一條道上的人。

  去年5月份,在北京市郊一間煙霧繚繞的餐館裡,我跟一位朋友的表兄郭先生(Guo,化名)碰面,受到了他熱情洋溢的接待。他從事的是工業級空調及空氣淨化器的銷售工作,主要以虛高的價格出售給地方政府。「你知道吧,一直以來,」他用一口充滿激情的英語對我說,「我想開拓業務,我(從政府)約個人出來,我們一起喝了酒,我們一起去了個好地方,我們叫了小姐,他認為我是個爽快的人,我知道他是個喜歡小姐的人,我們成了朋友。成交!」

  在一定程度上,這種經驗的力量源自雙方一同違反禁忌時所共同感受到的快感,有一種分享秘密的感覺。就像學校裡一起逃學的男生一樣,一起幹壞事能很快加深感情。這就像2011年,在中國的網路上迅速流傳的一句話:「給老板做一百件好事,不如跟老板做一件壞事。」

  經過一段時間後,這便會發展成一種實際意義上的信息交換,犯罪學家迪戈·甘貝塔(Diego Gambetta)在其開創性著作《解碼黑社會》(Codes of the Underworld)中稱其為「把柄信息」(hostage-information),即雙方均相互掌握著對方乾的壞事,以此作為任何一方都不會打破雙方協議的有力保障。但是一起前往妓院只能對另一方產生十分微弱的影響。這種紐帶還可以通過更加嚴重的違法行為得到加強,例如共同分享毒品,其中最常見的就是K粉。也有人因為嫖娼而遭遇勒索,不過這是通過隱藏錄影頭和收集秘密情報達成的,超出了應酬範圍。性工作者有時也會以向對方太太揭發他的召妓行為,或是到其工作場所鬧事相挾,但是商人也這麼做的話,就算徹底越軌了。


  不過,從事道德敗壞的行為也成了一種篩選的手段,將那些可能會為今後的交易感到良心不安的少數群體排除出去。這項慣例同時提醒雙方,他們都在遵從同樣的遊戲規則。在西方,被人發現將別人送給自己的禮物轉送給第三方,是件十分丟臉的事情,但在中國則截然不同,一名遞交「禮品」的商人通常要強調自己已經成為了交換網路的一員。一套標準的說辭便是「這只是點小意思,也是別人送我的」。另一方面,拒絕迎合這套遊戲規則,則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皈依福音派基督教並發誓拒絕嫖娼或賄賂的商人,最後會發現自己的生意損失慘重,昔日的合作夥伴紛紛對他們敬而遠之,懼怕他們這種新浮現出來的正直態度。

  對於許多商人而言,晚間活動也有一種性格測試的作用。「你要是一塊出去玩兒,就可以真正地了解一個人,」從保定來到北京出差的陶廠長(Tao,他只肯對我透露他的姓)說,「你會看到他怎麼應對酒局,也會看到他怎麼應對女人。」我覺得我跟陶廠長的關係有點過於親近了――我們在一家酒店的洗浴中心裡,他竟然就當著我的面,用毛巾擦拭著他那垂著的睪丸。他的同伴,一位身上有很多紋身、一臉殺氣的大漢,聞言點了點頭。「沒跟我喝過酒的人,我可信不過。」他說。

  在一個對陌生人的信任感低到極點的社會裡,契約法則不足為信,契約本身更多被視為一種指導方針,而非具有約束力的承諾,民事法庭的判決結果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取決於法定權利的界定,而是受到個人影響力的左右,晚間活動所帶來的同伴感,成了生意夥伴之間建立起信任關係的慣有方式。這些商人也承認,這或許並非一種格外有效或可靠的方式,但卻是他們唯一能夠採取的方式。

  在商人當中,僅僅成為某人的「朋友」,並不是多麼親近的關係。點頭之交和未必可靠的人脈,都算是「朋友」。與此同時,「兄弟」則是圈子內部的人,是可以信任的夥伴。「這就好像黑手黨說‘我的朋友’和‘咱們的朋友’之間的區別。」莊思博解釋道。

  中國飯局上的勸酒 ,是評判生意夥伴的絕佳機會。這在部分程度上是因為大家信奉「酒後吐真言」的緣故,雖然久經考驗的商人即使喝醉了,嘴巴也照樣關得很嚴。酒局靠的通常只有一項競爭優勢,雙方會在一輪又一輪的敬酒中暗暗較量起來。沒有足夠的人頭應對這場較量,是種最低級的錯誤;我的一個信息源,對於一位只帶了一名同事參加湖南政府官員的飯局,結果搞到差點住院的美國朋友,沒有半分同情。「真是個笨蛋,」她說,「居然只帶一個人去跟政府喝酒!」

  許多機構,特別是國有企業,都會專門養著一批職業喝酒的人,為了單位不惜犧牲自己的肝臟健康。我在北京市中心胡同裡的一名鄰居,就在為一家大型能源企業做這樣的工作。但是晚間的酒局並不僅僅是對耐力的考驗。這也是主人一方展現自身某種主管能力的機會,憑借對談話內容和飲酒氣氛的主導,確保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能夠享受一段「愉快的時光」――還有最重要的就是,確保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會參與其中。


  這種評估,在進了妓院之後也會繼續。人類學家鄭田田曾為了自己的博士課題,專門做了幾年的KTV小姐,她在著作《紅燈區》(Red Lights)中指出了以「恰當」方式對待性工作者的重要性。「男性能夠憑借自己的人格力量或魅力主宰這些放蕩的女性,被視作男性自身聲望、權利和地位的展現。」 這就像在大陸做生意什麼事要靠耍花招。「施先生(鄭田田的信息源之一)向他的生意夥伴吹噓說,他玩小姐不花錢。這完全是騙人的,因為我知道施先生的情婦(……)從他們身上可沒少掙。

  而且,晚間活動的開銷當然要有人來負責。如果是和政府官員打交道,為他們的一夜風流埋單,與企業為了建立關係而有可能需要進貢的賄金金額相比,只是一筆相對很小的數目,與行賄帶來的好處相比,更是不值一提。但若是和其他商人打交道,就和在餐館搶先埋單一樣,這則是一次爭取主動和評估「慷慨度」的機會。這也讓大家有機會判斷,在對方的地位體系中,誰重要,誰不重要;我曾經在一天早上下樓時,看到我的老板拿著帳單在敲打他一名下屬的腦袋,因為此人竟然大著膽子把自己和另一名跑腿的下屬也納入到了晚上昂貴消遣活動的名單當中。

  正如鄭田田在書中所詳細描述的,面對女性表現得太過感情用事或者浪漫多情,會被視作為軟弱和缺乏男子氣概的表現。如果有名商人不幸很愛自己的太太或馬子,並以此為由避開嫖妓活動,那可是嚴重的失禮行為。我曾經見過一些人以更容易被人接受的「太累」或者「喝多了」為托詞,或者趁凌晨兩點所有人都已筋疲力盡時偷偷熘走。據性工作者表示,也有男人在晚上點了小姐出去,哪怕只是看了一晚上電視或者規規矩矩地睡覺,第二天早上「特殊服務」的費用也還是要照給不誤。

  也許這就是為何有的老板會要求對方有更加公開的表現。最為終極的形式便是參與者們所謂的頻繁的搞群交,參與的男性在人數上通常要多於女性參與者。共享女人似乎能以一種變態的親緣方式,拉近男人之間的關係。就像一句東北人的俗話:「兩個男人玩過同一個女人後,就是兄弟了。」為了建立共同信任,在這些小規模的亂交活動中,往往會拍照,但這些照片也為日後的相互牽制提供了充分的要挾材料,一旦遭到曝光,效果必然是爆炸性的,像2012年,就在網路上流出了一夥腦滿腸肥的政府官員在2007年的胡搞照片。

  盡管從未有人明確地表達過,但這類活動往往好像將同性間的社交行為推向了同性間的色情活動。山姆(化名)是一名40歲出頭、英俊的美國人,娶了一位千萬身家的中國太太。他對我說了今年早些時候的一件事。「她有個朋友開了這家新的電影院,我們(這些男人)便在晚餐過後去慶祝。我們去了一家頂級的妓院,那裡的小姐啊,嘿,你簡直想不到她們是有多漂亮。於是這兩個人――其實我煩他們煩得要死,但是他們卻認定我是他們的好哥們――就說,‘山姆,來選一個。隨便哪個。然後讓我們看著你和她做。’我說,‘才不要!我可不要對不起我太太,就算我願意,我也不會讓你們在一旁看。’」

  集體嫖娼也能直接體現出一個男人在一個團體裡的相對地位。有個朋友的丈夫以前曾在陜西從事煤炭行業,他是這麼說的:「你和這群自以為是的暴徒們一起去了那裡(KTV裡)。由他們當中的一個挑名小姐,然後上她,其他人都得在現場看。在場地位最高的老板會先上。至少結束得很快。」接下來,團體中的其他成員不得不也依樣行事。他還說,那些無法在其他人面前這麼做的人,會遭到大家的嘲笑。


  在這樣的社交場合下,那些陪客的年輕女郎不過是種道具,被用在一場主要針對其他男性的儀式裡。她們的工作內容也包括聊天,這能夠保護她們免受某些形式的虐待,也能確保她們在一個晚上只需要會見一到兩名顧客。對於這種直奔主題的性行為,慣例做法是只報上自己的編號,而不會提及名字。(「我是16號,下次請還要叫我啊。」)但是,在坐台陪客的時候,她們會報上自己的花名,通常會是一個故作「可愛」的名字,帶著刻意性感的小可愛,使用疊字(「麗麗」、「毛毛」)或者帶個「小」字(小雪、小花),甚至是英文名字。

  但是集體嫖娼卻剝除了她們的這些防護手段。「我們討厭伺候一個以上的男人,」曾在KTV做陪唱小姐的珊珊(音譯)為我解釋道,「男人越多,女孩子越不安全。只要房間裡還有其他的男人(召妓),現場就會形成一種相互攀比的局面,他們也會變得更加粗魯,就可能會真的弄傷這些女孩子。兩個女孩子對一個男人,就要好得多。這樣你還是拿同樣多的錢,但是只要做一半的活兒。」

  即使是有兩名小姐相陪,她們的注意力也還是會完全放在男人的身上 。「可變態了!」珊珊在我問及時說道,「我們並不會相互碰觸,那些男人們也不會要求我們這麼做。但是兩個女孩子的話,還可以趁男人沒有注意的時候說說話,互相扮個鬼臉。所以女孩子們才總是會說:‘哎呀,我乾脆去叫我的朋友一起過來好不好?我們兩人一定會把您伺候得像皇帝一樣!’在你進屋的時候,媽媽桑也會說:‘乾脆就叫兩個姑娘來陪嘛,像您這樣的有錢人,就該享雙倍的福!’」

社會學家黃盈盈和潘綏銘指出,中國從事性交易的女性分為七種類型,商人多和其中的較高層級來往。 Max Whittak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有些集體活動並不會帶任何女人,整個場合會營造出一種純男性的氛圍,並且帶著幾分詭譎的幼稚感。「有時候大家會集體脫光,一起在一間舒適的房間裡躺成一圈。當中身份最低的幾人會負責給其他人端上食物和酒水。還有一些場合,我們會一起嗨起來,然後脫掉身上的襯衫,拉著手圍成一圈跳起舞來,」一名希望保持匿名的西方觀察家如此評述道。

  無論是什麼樣的情況,對於中國的許多企業主來說,妓院都不是一處可去可不去的地方。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權錢勾連現象,無論非法與否。但是在中國,與政府官員勾結卻是一種必要手段,而非任何反常現象。對於地方企業而言,擁有政府人脈,在保護自己逃脫利用監管模煳地帶予取予求的政府官員魔掌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定期的「孝敬」,就和其他地方的收入所得稅一樣是一件普遍的事情。

  我的朋友亦萍(音譯)如今在澳大利亞生活,她以前在石家莊經營著一間規模不大但利潤豐厚的IT培訓學校。「每隔一段時間,」她告訴我說,「就會有政府的人想來我的公司揩點油水。我要‘孝敬’我母校的院長,還有地方勞力局的高層官員,他是我通過父母的關係結識的,這樣每當其他政府官員想來我這裡碰碰運氣的時候,我就能找他們來罩著我,那些人就會放棄了。」

  「但是為了維護政府關係,我不得不常常在晚上出去跟政府官員應酬,」亦萍解釋道,「因為我只有22歲,又是女孩子,可以只待到晚上10點左右。所以我只能從我的大學裡請來幾名男學生,付錢讓他們替我陪那些政府官員去KTV,這樣那些官員才會信任我。」

  借助道德敗壞行為建立人際關係紐帶的世界,對於女性來說尤其困難,特別是在想要保持自己的名譽不受損害的前提下。人們通常認為,中國的女性企業家都是靠性手段談成生意的,而與充斥著墮落行為的同性社交圈打交道,所需的種種策略更是加劇了這一問題的嚴重程度。就像亦萍所採用的對策一樣,莊思博說:「一些成功的年輕女商人會扮演著雙重角色。她們在飯局上會表現得像個男人一樣,又是喝酒又是講笑話,但是接下來若是陪著那些男人前往KTV,她們又會自動切換成陪客小姐的角色。她們會開始與男人調情,盡情表現自己的女性魅力。」

  年紀較大的女商人有時會半開玩笑地將自己設定成「媽媽桑」的角色,負責在陪客小姐和男性生意夥伴之間拉皮條,又或者會命令比較年輕的女性同事代為出席 KTV裡的應酬,將其作為她們工作內容的一部分。雖然這種情況下的應酬通常只會停留在調情或者淫言穢語的程度,但安排自己單位裡的「好姑娘」作為生意夥伴的約會對象,能締結出一條十分有力的紐帶,尤其是這位姑娘在後來還成為了對方的固定情婦的話。


  「這種關係的價值要遠高於以往與性工作者結成的關係,」莊思博指出。但是這種關係所提供的激勵手段往往依然是金錢性質的。我的朋友吳小姐是北京一名年輕時尚的公關代表,曾在老板的命令下全程陪著上海來的一位客人吃飯,她在飯後坐上計程車後,便不得不想盡辦法避開對方的鹹豬手。一周後,他通過她的老板提出,只要她答應搬到上海跟他一起工作,就為她加薪40%。

  商業文化的價值觀也會延伸到個人生活之中。山姆的太太憑借一己之力白手起家,「是個比我更加成功的人。她是個狠角色」。然而「我們結婚後她說的第一件事,」他告訴我說,「卻是‘我不介意你和別的女人上床,只要你是花錢買她上床的’。」據在北京工作的一名美國心理學家表示,有時會有一些主婦去見心理學家,讓他們幫助自己接受丈夫在外招蜂引蝶的行為,她們將自己未能妥善應對丈夫婚外情行為的問題,視作自身的不足,而非丈夫的過錯。

  不過,也有少數女性企業家明確地拒絕男性商人強加的這套價值觀。「我先生的一位生意夥伴兩年前剛剛結的婚,」今年40歲出頭,與丈夫共同擁有一家鋼鐵企業的李女士講述道,「我們還去參加了他的婚禮。但是在我們去年舉辦的一場活動上,他卻帶著一名年輕女子前來,顯然就是他的情婦。我對我先生說,如果他才過了短短一年就背著他的太太搞外遇,他也一樣會欺騙我們。他說不會的,他是個好男人,我們可以信任他!」她露出了些許得意的神情,「現在這個人欠著我們好多錢,根本沒有還的意思。」

  眼下的反腐運動令大城市的部分高端性交易行為有所降溫。在網路論壇上,嫖客們紛紛為自己愛去的風俗會所遭到關閉,或者此類服務的銷聲匿跡而哀嘆不已。 「這就是我現在只和外國人做生意的原因所在,」北京的一名媽媽桑「比安卡」(Bianca),在電話裡對我解釋說,不斷哀嘆著政府客戶的不穩定,「絕不要中國人!外國人找小姐就不會有人管。」

  不過這一產業是否在整體上受到了反腐行動的負面影響,人們對此仍在熱烈爭論中。毋庸置疑,若干產業――烈酒、奢侈品、高檔酒店、旅遊業――的確因此受到了嚴重打擊。然而盡管企業人士發現談下一份新合同的難度增加了,但他們也在同樣享受著暫時擺脫了政府官員榨取豪奪的輕鬆日子。對娛樂產業造成的影響雖然明顯可見,但它或許反而變輕了,因為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的服務都要默認為政府官員免費提供,這會讓餐館和俱樂部長期性地堆積出永遠不會有人支付的巨額白條。「卡拉OK和陪客小姐都是我們的謀生資源,」一名警官對鄭田田說,「沒有了他們,我們基本就生存不下去了。」

  但是用於永久改變腐敗及相應惡行滋生環境的措施,例如提高薪水水平,還媒體以自由,或是建立相互牽制的監督系統,卻在遭受政府當局的積極打壓。取而代之的是大辦馬克思主義講堂,以及提醒政府官員應當成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寄望以此來打消政府官員的貪欲和色欲。

  就在政府官員面對當前局勢紛紛望而卻步的同時,商人們似乎對前往KTV仍然表現出高度興趣。付費性交易依然隨處可見,並且涵蓋各個層次。即使在掃黃行動力度最大的東莞地區,一些妓院老板依然保留著店內小姐的花名冊,只是往往轉移到了更為隱蔽的場所,僅為他們歡迎和信得過的顧客提供服務。就在我在北京的辦公樓外面,那些一度在最近一次的嚴打活動中消失了數月的小姐們,又開始在半夜裡離開附近的賓館,在路上召喚計程車。

  那位熱情洋溢的空調業務員郭先生,對於這一前景沮喪不已。「現在我都沒法結交新朋友了。那些老朋友,好吧,他們信任我,或許我們再也不能一起出去尋樂子,但是我們還會繼續保持合作。但是沒有新朋友了。媽的!」他的心情突然又漂亮了起來,「不過只要再過一年,一切就又會恢復常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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