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專文:從在埃及賣情趣內衣的浙江商人,看中國式全球化。

《紐約客》網站最近刊出將於8月10日出版的一期雜誌中的文章《探尋內衣的秘密——中國商人和資本全球化》。
這篇由知名記者Peter Hessler(何偉)撰寫的文章從在上埃及地區出售情趣內衣的商人說起,談及中國在非洲的商業和投資活動、「阿拉伯之春」後的埃及社會現狀。

以下為澎湃新聞的編譯:

PETER HESSLER(何偉)|文

陳雅瑩(音)和丈夫劉軍(音)在自己位於艾斯尤特的內衣店里,旁邊是他們的埃及助手Rahma Medhat。

地處上埃及(Upper Egypt)核心地帶的艾斯尤特市(Asyut)位於尼羅河拐彎處,河西岸有一所大學和一座火車站,人口約40萬。中國移民在此開辦了3家商店,向當地人銷售情趣內衣。

3家商店都不難找。初到艾斯尤特,進城時我打了車,並問司機是否認識居住城中的中國人。他毫不猶豫地駛入尼羅河濱海路,穿過一系列窄街,指給我一塊標牌,上面用阿拉伯文寫著「中國內衣店」。另兩家商店「中國之星」和「諾瑪中國」距此不到一個街區。

三家商店的老板都來自中國東南部的浙江省,出售的產品大抵相似,其中不少價格低廉、顏色艷麗、極不實用,比如緊身衣褲、只遮蓋胸部的睡衣和用羽毛裝飾的丁字褲,還有拿掛著塑膠金幣的鏈子裝飾起來的透視裝。

商品的品牌包括「笑姑娘」(Laugh Girl)、「珊迪特內衣」 (Shady Tex Lingerie)、「熱戀意式創意」(Hot Love Italy Design)和「性感時尚誘惑網」(Sexy Fashion Reticulation Alluring)。

上埃及是這個國家最保守的地區之一。事實上,那里的穆斯林女性都戴著頭巾,蒙面紗的也不少見,她們往往一襲黑衣遮住全身,只露出一雙眼睛。多數城鎮少有工業,沒有旅遊業,而艾斯尤特省是埃及最貧窮的一個省,艾斯尤特市是艾斯尤特省的省會。

少數敘利亞人有時會來到該地區的旅遊交易市場,除此以外,外國人在此經商簡直不可想像,但我還是發現了零散分布的中國內衣商。

埃及中北部貝尼蘇韋夫省的省會貝尼蘇韋夫有個露天市場,人們稱之為敘利亞商品交易會,兩名中國內衣商同敘利亞商人一道叫賣廉價服裝和飾物。

南部鄰省明亞(Minya),一家購物中心的入口處寫著勸導人們不能妒忌的《古蘭經》經文,購物中心內有一處中國內衣角。偏遠的鎮子馬拉維(Mallawi),一對中國夫妻在被毀的馬拉維博物館對面出售皮帶和睡衣。

此前不久,博物館剛剛遭到一夥伊斯蘭極端人士的洗劫和縱火。

在300英里的範圍內,我總共找到了26名來自中國的內衣商人:索哈傑(Sohag)4名,艾斯尤特12名,馬拉維2人,明亞6名,貝尼蘇韋夫(Beni Suef)2名。

這有點像大型貓科食肉動物劃分領地:在尼羅河河谷地區,通常每隔30-50英里出現一群中國內衣商,每群商人的數量根據當地人口有所不同。開羅之大足以承載數十人。

商人董衛平(音)在開羅有一家內衣工廠,他告訴我,他在埃及有40多位親人,統統都在銷售他的產品。別的中國人則為多家埃及人經營的內衣店供貨。

對這些中國人來說,內衣生意是他們在埃及生活的窗口,他們的生活遵循著內衣商特有的時間表:白天工作開始較晚,晚間工作時間長。

冬天比夏天好過,母親節是極佳的商機,但最好的銷售時機是情人節。故而今年的情人節假期,我告別了妻子,驅車4個小時趕往艾斯尤特,觀察當地人在「中國之星」店內購買內衣,直到將近午夜還有人前來購物。

情人節時「中國之星」的顧客多為男性,這在一年中都很少見。通常來說店內顧客只有女性,她們時常買些輕薄合體的服裝,中國商人稱之為「便裝」。上埃及地區的女性不會在公眾場所穿這種服裝,但家中可以。

這是服裝市場利潤豐厚的原因之一:埃及女性需要分別購置兩套服裝,一套在外面穿,一套私下里穿。一般情況下,她們還需要另一類服裝,這類服裝設計得比較性感。

店主陳雅瑩(音)和丈夫劉軍(音)一同經營商店,在埃及,他們的名字分別是Kiki和John。夫妻兩人都身材矮小。她24歲,看起來卻像還在讀書的小姑娘,戴著方框眼鏡,鬆鬆地紮著馬尾辮。

中國商人極少猜測埃及顧客的生活情況,哪怕是那些時常見到的顧客。Kiki告訴我說,有的當地婦女一個月會來兩三次,買走上百件睡衣和內褲,故而「中國之星」每兩個月就得更換一批商品。

待我問起緣由,商家們通常會說這是因為埃及男人喜歡性感的女人,但公共場所對著裝限制重重。

2005年6月3日,亞歷山大地中海邊走過的女孩子。 CFP 資料

我能夠找到中國商人的區域之中,馬拉維是最貧窮的一地。在那里,一位名叫葉達(音)的商人請我到他破舊的公寓里共進午餐,結果發現他不小心在肉鋪買了駱駝肉。

上埃及曾經歷過最可怕的政治暴力,2013年8月,騷亂導致18人死亡,此後不久,葉達便和妻子一起來到了這裡。他們家中只有一本書,中文標題是《最好的醫生是自己》。他們差不多不會說阿拉伯語,也不說英語。他們沒有漢語-阿拉伯語詞典,沒有常用語手冊,也沒有語言教材——實際上,我在任何一位內衣商人那里都沒見到過這些東西。

和漢語普通話不同,阿拉伯語根據性別有不同的形式。中國商人學習語言完全靠聽,常常把女性顧客當成模仿對象。我開始把這看成一種「內衣方言」,這些說著女性語言的中國男人讓人感到幾分親切。

在「內衣方言」中,「這一款我還有大號的」是一句重要的話,中國商人經常用到。埃及人偏愛「大」,他們通常生性歡樂,富有魅力,就像「中國之星」的那位長老一樣。

與此相反,中國人喜歡「小」,習慣於不事張揚。這種區別十分適合內衣交易。中國商人身份不高,所知甚少,更極少在乎什麼——這一系列品質都容易令埃及顧客感到自在。

這些店鋪經常雇用當地的青年女性做服務生,她們不少都僅能勉強同老板交流。盡管如此,她們通常對中國老板絕對忠誠。在上埃及,女人工作並不常見,有的女服務生似乎正在背離傳統。

在「中國之星」,Kiki和John目前雇傭了一名18歲的女服務生,她名叫Rahma Medhat,戴著頭巾,雙手上都有刺青,其中一只手上是骷髏和交叉的骨骼。

Rahma帶著明顯的滿足感告訴我,她的父母對此極為憤怒,也反對她到內衣店工作。在她之前,內衣店雇用過另一位青年女性,但她在家裡遇到了問題。John說,他並沒有完全了解過她的境遇,但他注意到過她臉上、手臂上的傷痕,有一天,她的父親來到店里,在店門前的人行道上打她。

大多數服務生出來工作是因為經濟困難。在明亞的中國內衣角,27歲的Rasha Abdel Rahman對我說,她的母親去世了,父親又因車禍致殘,此後她出來工作,到如今差不多有10年了。

她有4個姐妹,她賺錢幫助其中的3個結了婚。先前她為另一位中國商人工作,她說她絕不會接受埃及雇主的雇用。她覺得中國人率直、誠實,不愛介入當地人的說長道短。「他們能保守秘密。」她說道。

Rasha告訴我,當地男人賣內衣比不得中國男人。「我也說不出他們究竟是怎麼回事。」她借助翻譯說道,「他們會看著商品,然後送給女人,就是這麼回事。埃及男人看貨物,接著就開始看女人,再接下來就逗樂子,開玩笑。」Rasha讚許地談起她先前的中國老板:「賣貨時他什麼都不會想。」她說,「購物的時候,你能感受到賣家的想法。中國人不會想到女人的身體。」

「內衣方言」中最重要的詞語是arusa,也就是「新娘」的意思,中國商人不斷用到這個詞語,但是給讀成了alusa。在開羅的不少街區,中國商人背著一包包服裝和內衣,挨家挨戶地喊著「Alusa! Alusa!」在中國的商店裡,店主往往以此招呼潛在顧客。而在當地人看來,這頗有討好之嫌,而且有點好笑:「漂亮的新涼!看看吧,新涼!新涼,買點什麼?」

情人節那天,真有一位新娘走進了「中國之星」。她19歲,今年晚些時候打算舉辦婚禮,一同前來的還有她的未婚夫、母親和16歲的弟弟。Kiki從貨架上拿出一件件商品,「新涼,這個要不要?」她說,並把包裝盒上「春蝶牌女式絲襪(Net Ladystocking Spring Butterfly)」的標籤指給她看。

新娘先看過絲襪,然後遞給未婚夫,再遞給母親愛的,最後是弟弟。包裝盒上有一前一後兩幅照片,上面是一位斯拉夫人相貌的模特,腳穿高跟鞋,站在一架擺著皮面書的書櫥旁邊,穿著連體緊身衣和丁字褲,神情迷茫。弟弟盯著包裝盒看了許久。他們看中的商品堆了一堆。

埃及人結婚一般由新郎購買房產和家具,新娘買小件家電、廚具和衣物,其中也包括內衣。2009年以來,中國和埃及簽訂了一項貿易協議,進口服裝變簡單了,市場興旺起來,內衣店在埃及各地表現不凡。

董衛平是開羅最大的商戶之一,他告訴我說,除了他在埃及的工廠生產的產品,每年他還要進口10個集裝箱的女式內衣。在「中國之星」,那位新娘和她的家人花了一個小時,挑選了25套睡衣睡褲、10條內褲、10個胸罩和一條絲襪。她母親付了錢,總共相當於360美元。她說婚禮前還會出來購物兩到三次。

有一回,Kiki拿起一身睡衣給他們看,他們不禁歡呼起來。她拿起另一件透視上衣和一條粉色丁字褲,問道:「這個怎麼樣?」未婚夫答道:「天哪,真漂亮!」他在艾斯尤特當律師,新娘則在大學學習法學。盡管穿著沒款沒型的牛仔褲和厚重的綠色大衣,新娘仍顯得談吐優雅,容貌美麗。她的頭巾保守地緊裹在下巴下面。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這樣一個居住在外省的傳統中產階級家庭,購物過程中竟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尷尬。就算有,氣氛也一直是單純而愉快的,新娘看起來一點都不覺得難堪。

我確信即便是最自信的亞洲女性,想到要和未婚夫、母親和正值青少年階段的弟弟一同購買內衣,也必然會覺得羞愧,更不用提還當著兩位中國店主、一位服務生和一名外國記者的面。但在上埃及的其他商店,我也看到了類似的場景,新娘們通常都有家人或者朋友陪伴,這種習俗在人們心中似乎和性別無關。

2011年2月12日,埃及開羅,一名埃及婦女在解放廣場上打電話。 CFP 資料

關於新娘的地位,有件事情值得一提。中國商人有時對我說,埃及女人購買這些服裝是因為她們晚上會為丈夫跳舞,我疑心這種想法更多地源自電影里的肚皮舞,而不是實際風俗。不過在更具有象徵意味的層面,這也許是真的。看到一位新娘在親友陪伴下購物,我覺得新娘像是一件展品,而且正在為將來所要扮演的角色做好準備。

在「中國之星」,我問新娘的母親愛的,她女兒婚後是否會當律師。「當然不會!」她說,「她會呆在家里。」口氣很驕傲,就和埃及男人說起自己的妻子終日不出家門一樣。埃及阿拉伯語中arusa一詞的另一個意思是「玩具娃娃」,孩子們拿這個詞指代用來穿衣脫衣打扮著玩的玩具。

在艾斯尤特,Kiki的父母——林賢非(音)和陳開梅(音)是這個小小的中國社團最初的開拓者。林賢非來自浙江農村,家中只有半英畝耕地,因為窮,他讀完五年級便只得輟學。上世紀90年代,他在北京做小本服裝買賣,取得了一定的成功。2001年,他聽說家鄉有人去埃及尋找財富。研究了地圖,他決定去艾斯尤特定居,因為他認為那是上埃及人口最多的城市(實際上盧克索更大一些)。

「我知道我會成為這里僅有的中國人,這樣機會就會更好。」林賢非對我說。他在艾斯尤特建立了一家ma’rad,也就是一種露天集市,最早出售的是隨行李帶來的3樣商品:領帶、珍珠和內衣。他沒考慮上埃及地區居民的需求,他關心的核心因素是商品的大小:「這些都容易裝進旅行箱里。」他解釋道。

林賢非很快便意識到,艾斯尤特人不喜歡珍珠,穿著長袍也不打領帶,但他們喜歡女式內衣,因此他開始專賣內衣。很快,妻子也從中國趕來幫忙。

在開羅和埃及北部,中國內衣的進口和製造業迅速崛起,林賢非和陳開梅終於在艾斯尤特租下了一家店面。他們請來一位親戚和一位朋友,在城裡經營另外兩家商店。

正著手建立生產內衣的小型企業,他們發現艾斯尤特有不少垃圾堆在外面。此前也有人注意到這一現象,不過是他們首先想到要進口江蘇生產的流水線,對聚乙烯、苯二酸酯做成的瓶子進行粉碎和清洗。這種流水線可以將塑膠瓶洗淨、烘乾,然後高溫粉碎,再作為回收材料出售。

「我看瓶子到處都是,就決定收集起來賺錢。」林賢非告訴我。他和妻子對這項產業都沒有經驗,不過2007年,他們在上埃及建立了第一家塑膠瓶回收廠。

工廠位於艾斯尤特西部沙漠地帶的小片商業區,現有30名員工,每天粉碎約4噸塑膠。林賢非和陳開梅把加工過的材料賣給開羅的中國人,這些中國人把材料加工成線,再賣給埃及服裝業的企業主,也包括一部分中國人。

也許某個瓶子被隨意丟在艾斯尤特的路邊上,然後就被送到三層樓的中國加工廠,再以內衣的形式回到城里,依舊由中國人售出。

林賢非說,工廠每年可盈利5-20萬美元,這一成功啟發了艾斯尤特的一位埃及商人。今年早些時候,這位埃及商人挖走了他的一部分技術人員,又開了一家回收工廠。

儘管這樣,林賢非和陳開梅的生意還是越做越大,不過他們依舊住在工廠樓上光禿禿的房子裡,整日聽著機器的轟鳴。

林賢非50歲出頭,看起來卻要老上10歲。他目光疲憊,而且患有胃病,作為中國商人,他得同合夥人們一道大吃大喝。他極少談及當地文化,但有一次,我偶然問起他眼中埃及面臨的最大問題,他強有力的回答令我驚訝。

「男女不平等。」他立刻說道,「在這裡,女人只是待在家裡睡覺。他們要想發展,首先得就解決這個問題。這是中國革命結束後做的事情。像在這裡,這是在浪費人才。看看我家——你看我的妻子有多能幹。沒有她,工廠辦不起來。還有我女兒,她在經營商店。如果她們是埃及人,那她們就不會做這些事。」

兩月之後我又去了艾斯尤特,陳開梅負責工廠的經營,因為她丈夫回中國治胃病去了。一天下午,我站在工廠門口,看見鄰村的兩個小夥子送來了一車用麻袋裝好的塑膠瓶。其中一個名叫Omar,他說他五年前就開始撿瓶子,因為中國人開辦了工廠,當時他12歲。

現在他和一位卡車司機合作運送塑膠瓶,他們叫當地兒童替他們收集瓶子。Omar說,他一般一天至少能賺100埃及鎊(約等於13美元),這是當地勞力者日均薪水的兩倍。

正談著,陳開梅從廠裡沖了出來。她穿著花圍裙,上面寫著「My Playmate」的字樣,臉上一副憤怒的神情。

「為什麼瓶子裡有水?」她叫道。她沖著Omar和他的同伴猛地丟出兩個容積一升的瓶子,二人連忙跑向卡車後面。「你們太壞了!」她用支離破碎的阿拉伯語喊著:「阿里巴巴,你們這些阿里巴巴!我很生氣,很生氣,很生氣!瓶子沒倒乾淨!沒倒乾淨!」

在一袋空瓶下面,陳開梅發現了一些裝滿水的瓶子:收瓶子的人想要用水壓秤。她一直喊著「你們這些阿里巴巴」,後來我才明白,她指的是《一千零一夜》里的四十大盜。我從沒聽過哪個埃及人這樣使用「阿里巴巴」一詞,不過這是陳開梅「回收方言」當中的一部分。Omar呆在瓶子扔不到的地方,直到陳開梅回到廠裡。

「以主之名,但願她被貓打!」Omar說,「有一回她還沖我們扔過磚頭。」

一位名叫Mohammed Abdul Rahim的工頭說了些什麼,大致是說Omar活該叫人拿他藏在袋子底下的東西扔幾下。

「又不是我乾的!」Omar說,「是小孩子們乾的,他們撿的瓶子。」

「這事他明明知道。」Mohammed說。他告訴我,麻袋里總藏著不相乾的東西,而陳開梅或者林賢非也總能發現。過了一會,陳開梅又穿著那件寫有「My Playmate」的圍裙出來了,又罵了一輪「阿里巴巴」,終於坐下來情緒激動地和收瓶子的人商議每公斤的價錢。

一卡車的瓶子總共值801埃及鎊,略多於100美元。Omar的同伴堅持要收那1鎊的零頭,陳開梅猛地把硬幣往桌上一放,就好像丟出一塊麻將牌似的。小夥子賣弄似的翻看著鈔票,從中挑出一張50鎊的,說錢太破舊,不能收。

「真計較!」陳開梅喊道,但還是換了一張。收瓶子的人一走,她的憤怒也就煙消雲散——在工廠里,她似乎也習慣了埃及式的誇張。

她的頭髮盤在腦後,長著農民一樣飽經風霜的寬臉盤,看上去很樸實。有一回我說,她搬來艾斯尤特這樣的城市可真夠勇敢,可她對我的稱讚毫不在意,她說她只是沒有知識。「我不識字。」她說,「我的名字我會寫,但寫得很難看。我沒上過學,一天都沒上過。」

周五工廠關門休息,陳開梅和林賢非開車去艾斯尤特,與Kiki和John共度周末。Kiki夫妻有個兩歲的女兒。小姑娘病了,眼皮腫得厲害,John請我陪他們去附近的醫院,好幫忙翻譯。醫生說是感染,病因興許是衛生條件不好。

John說,這是女兒出生以來第一次看醫生。艾斯尤特的生活並沒使他們感到畏懼,他們也不覺得成功,陳開梅和林賢非總說他們的工廠不過是低端產業。

可我忍不住想:埃及有8500萬人口,數十年來西方國家的開發工人和數以億計的外國援助不斷湧來;埃及南部的第一家塑膠回收中心生意做得蒸蒸日上,雇用的員工有30人,替他人減少了垃圾的數量,為自己賺得了可觀的收入。這樣一家工廠的建立者竟是兩名賣內衣的中國移民,其中一個是文盲,另一個只念到五年級,這是什麼原因?

我在埃及見到的這些中國人,沒有誰對這個國家的變革表現出什麼興趣。

他們經常談起他們注意到的不足之處:人們缺乏職業道德,政府體系不夠完備。但他們說起這些的口氣和不少西方人並不相同。他們不沮喪,只是隨遇而安地接受現狀;他們沒有內疚,因為中國不曾對這片地區實行殖民統治,中國政府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兩國的關係也都不錯。

中國企業主們常常滿懷深情地談起埃及人的友愛,提到他們是如何樂於幫助外國人。中國商人認為在中國,人們缺乏這兩樣品質。對於埃及發生的革命,他們從不顯得失望。這可不是說他們相信阿拉伯之春一定會走向成功,而是由於他們從一開始就對此不抱信心。

2012年,穆罕默德·穆爾西於革命之後當選埃及總統,國事訪問的第一站就是中國。次年他在軍事政變中被解除職務,繼任者阿卜杜拉·法塔赫·塞西又很快出訪中國。埃及政權的突然更迭好像並沒叫中國政府感到不安。

一天晚上,我在開羅遇到了一位外交官,她來自另一個亞洲國家,我對她講述了我同上埃及的中國內衣商打交道的經歷。她說,他們的行為和觀點令她想起了自己作為外交官所觀察到的現象。「只要買家想買,中國人什麼都肯賣。」她說,「他們什麼都不問,也不在意你打算用買來的東西幹些什麼。埃及人要進行選舉,要鎮壓民眾,或是要把新聞記者投入監獄,他們都不過問。」

她接著說:「美國人認為,如果某個國家和自己相似,那就不大會侵害自己,但中國人不這麼想。中國人並不打算讓整個世界和自己趨同。他們的戰略是建立經濟聯繫,如果你要切斷這種聯繫,傷害他們的同時,你必然也會傷害自己。

過去的20年裡,中國和整個非洲都建立了這樣的聯繫。

Howard French於2014年出版了《中國的第二大陸》一書,書中據他可能,約有100萬中國人居住在非洲大陸,中非之間的貿易額是美非貿易額的兩倍。

去年,埃及對中國的出口額大致是中國對埃及出口額的十分之一,且貿易逆差還在擴大。直接投資數額很少——中國只是埃及的第十二大投資國,而在埃及的中國人據可能約有一萬。

儘管如此,埃及卻在中東地區扮演著極為重要的政治角色。中國的石油一半來自中東地區,中歐之間的商業貿易也多要經過蘇伊士運河。此外,埃及的大學約有2000名中國學生,大部分是穆斯林。中國政府擔心他們受到激進宗教思想影響,因而覺得埃及的穩定和繁榮關乎自身利益。

2011年11月25日,埃及開羅,參與示威遊行的婦女。 CFP 資料

因此中國對埃及的政策需要更強的戰略性和原則性,不能簡單著眼於經濟上的實用主義。中國在開羅的大使館目前人員增加了一倍,中國官方意識到,美國中東政策的失敗剛好為中國提供了機會,以提高中國的聲望。

離蘇伊士運河連通紅海的地方不遠,有個地方名叫埃因蘇赫納(Ain Sukhna),中國的國有企業天津泰達集團有限公司在那裡建起了中國-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其主題是「合作讓世界更美好」,區域包括6平方公里原始沙漠,現已被又直又寬的街道切割成網格狀。

四周圍都是荒地——大小城市都算在內,離此最近的是蘇伊士,不過合作區內有天津路、重慶路、上海路。工人宿舍建成了,堆放海運集裝箱的場地也建成了,鮮亮的顏色在沙漠裡隔著很遠都能看到,就像陽光沐浴下的樂高積木。

那裡有一家中餐館、一家中國超市,還有一家中國理髮店。中國人對頭髮往往很講究,不管移民聚居在哪里,哪怕是紅海邊的沙漠上,也必然會開一家理髮店。

這個合作區,就像是從中國的任意一個小城市搬遷過來的一樣。這種移植在世界各地發展得如火如荼:今年早些時候,中國政府宣布計劃在50個國家建立118個經貿合作區。中國鼓勵國內產業「走出去」,原因之一是試圖解決國內的自然資源短缺問題。

中國-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為企業主提供租金和水、電等費用,已有50多家企業入駐合作區。企業主多是中國人,企業規模大都很小,有兩家企業的老板是先前的內衣商。不過幾乎每位和我聊過的中國老板都在抱怨同一件事:找不到好工人,尤其是優秀的女工。

「我就是沒法雇用他們。」徐鑫(音)對我直言不諱。他在合作區開了一家手機工廠。他在國內經營過多年的摩托羅拉,後來到了埃及,想要針對當地市場生產價格低廉的手機。「這項工作需要紀律。」他說,「一部手機包括上百個元件,一處出錯,整件產品都沒法用。埃及男人太不安份,總愛四處閒逛,根本沒法集中精力。」

他想雇用女工,但很快他便發現,能雇到的只是未婚女工。人員流動率極高:多數女工一旦訂婚或者結婚就會離廠。更糟的是,埃及女工不能住在宿舍,因為埃及人認為青年女子夜間離開父母是不恰當的。

女工們不得不乘坐公車車往返於蘇伊士市和合作區之間,一天的工作時間多了3個多小時。這樣一來,他沒法在生產線上實行多班工作制,一年以後,他關閉了工廠。

別人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我見到了王偉強(音),他曾在中國東部某地製作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海灣阿拉伯國家佩戴的白色頭巾,並且賺到了錢。經營10多年之後,他決定要在埃及開辦工廠。

「埃及棉花質量很好。」他說,「我的機器也很先進。為在這里辦廠,我投入的資金超過100萬美元。但這兩年虧得厲害,這都是勞力力的問題——工人的思想意識跟不上。我們的工廠得全天24小時工作,一班人不夠用。要在埃及實行多班制,我們得雇男工,可這里的男人非常懶。」

他接著說:「現在來求職的男工,90%我都不要,我只雇女孩和女人。她們都是很好的員工,但問題是她們只能在白天工作。」他打算引進更高端的機械,好讓短暫的工作日效率最大化。「我都要瘋了。」他說。

20多年前,中國經濟剛剛開始高速發展,老板們喜歡雇用青年女性,因為可以少付她們一些薪水,而且她們比男人好控制。但人們很快發現,在這個傳統上歧視女性的社會之中,女性更加上進,這些年來,女性的社會角色和聲望都發生了變化。

如今,中國的高層社會依舊存在顯著的性別鴻溝,在公司董事會,在政府權力機構,女性所占比例嚴重不足。但在勞力階層,女性的經濟影響力越來越大。當今的中國農民更喜歡女兒的人家非常常見,而在過去,這種情況極其少有。


埃及也有類似的性別差異,這能激勵女性比男性更加勤奮地工作,但埃及的傳統勢力要牢固得多。

2013年12月,合作區聲明要將園區面積擴大一倍,但很難想像要由誰來填滿這片區域。以合作區目前的面積,也才被占用了六分之一而已。

與此同時,園區死氣沉沉,沒有真正的中國工業城所擁有的忙碌氣氛。夜間的園區更是一片死寂——沒有夜班生產的機器聲,沒有身著制服的青年工人的歡聲笑語。

工業園區邊緣,沙土吹進空蕩蕩的街道。有一條街邊,我數了一下,有232盞路燈是不亮的。埃及的沙漠里到處都是宏偉的工程,有古代的,也有現代的,但最終都走入歧途,中國-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是最為奇特的一個。撒哈拉沙漠里的中國工業城茫然不知所措,法老夢破滅的原因是如此簡單:人們沒法叫女性走出家門。

在埃因蘇赫納,我認識了一位年輕的老板,他叫吳志成(音),面向埃及市場生產價格便宜的塑膠餐具。他的流水線上雇傭了大約20名女工,人員流動率同樣很高——通常來說,她們只會於訂婚或者結婚前在工廠工作幾個月。

過去在中國辦廠,他發現年輕的農村女性出門打工,經常都模模糊糊地懷著脫離家庭、脫離農村的願望。走出第一步,她們便進入了工廠和宿舍裡全新的社會團體,她們的思想在此開始成熟,追求獨立和成功的意願越發明了。

但他說,埃及女工的起點便和中國女工不同:「她們不像中國的女孩子們那樣想要逃離什麼,在這裡,她們工作只是為了賺錢。」

吳志成廠里的不少女工攢下錢財,專門為了購買內衣一類商品,然後步入傳統婚姻的殿堂。Soad Abdel Hamid今年24歲,在流水線上操縱塑膠壓力機。

她告訴我:「我本來今年就得結婚,但看起來還結不成,因為我還沒買夠結婚的用品。」她說,要是哪一方買不起對方要求的東西,婚禮常常就得推遲,甚至可能取消。她打算結婚後就不工作了,和我交談過的女工們莫不如此,只有兩人例外。

就這兩個特例也不能說是傳統價值的反對者。一位女工名叫Fatma Mohammed Mahmoud,已經50多歲,是廠裡唯一一名已婚女工。她告訴我,多年以來她就想離婚,但丈夫不肯為她提供經濟支援,也不同意結束婚姻。

2000年以來,埃及女性取得了主動離婚的權利,但Fatma決定不這麼做。「我的家族成員叫我不要主動離婚,因為在我們的傳統中,人們認為這麼做不好。」她說,「我們來自上埃及,那裡思想很封閉。」

Fatma的工友當中只有一位堅持要在婚後繼續工作,那是一位名叫Esma的年輕女性。她曾有一份更好的工作,是在她的家鄉蘇伊士市一家工廠處理存貨清單,她的未婚夫也在那裡就職。後來他們分手了,Esma的父親強迫她離職,因為作為一名青年女性,和前未婚夫在同一個地方工作是不合適的。

「作為埃及人,父母說什麼你就得聽什麼。」她對我說。於是現在,她每天乘坐公車車就得花掉4個小時,而這份工作的薪酬和發展潛力都比不得上一份。

關於埃及女工,吳志成得出的結論非常簡單:她們缺乏最基本的意願來逃離熟悉的事物,因此不大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她們的生活。他對埃及的看法也與此類似:「要是不把穆巴拉克趕下台,情況還會比現在好些。」他對我說。我常聽到中國企業主們發出這樣的議論,在西方人看來,他們顯得見利忘義,因為按照西方的設想,一切局外人都該樂於看到埃及改革。

但也許中國人的看法更加清醒,因為他們看到了埃及實際的樣子,而不是他們所希望的樣子。


2011年革命期間,西方人往往堅信自己見證著一場強大社會變革的興起,在埃及的中國人卻感受到了一個弱勢國家的崩潰。

這些中國企業主同埃及僅有基於實用主義的接觸,而且局限在當地,他們對這個國家的政治運動、宗教思潮都不感興趣。

他們很少談論政治和穆斯林兄弟會,但婦女地位的話題卻時常提到,因為這對他們在埃及的一切活動都影響深遠。

一部分中國人,比如內衣商們,巧妙地找到了借助性別因素獲利的途徑,而企業主們則苦苦掙扎,因為工業區在規劃之時根本沒有考慮到埃及社會的這種基本特徵。

按照中國人的看法,埃及的根本問題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也不是軍事,而是家庭。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在埃及,阿拉伯之春絲毫沒能改變他們之間的關係。家庭關係不變革,談論革命就毫無意義。

去年年底,中國人忽然決定在工業園區內建4個遊樂場。在生產管道的國際鑽探材料製造有限公司對面,天津泰達建起了恐龍世界。那裡有巨大的電動動物模型,看起來像暴龍和異龍,不過史前主題又延展開來,混入了一些時代錯誤,比如海盜船、太空船和空中纜車——纜車的座椅裝飾成了快樂的青蛙。

園區內的兩位企業主對我說,他們疑心中國的某位遊樂器材製造商在拋售生產過剩的產品。天津泰達的官方人員並未與我談及此事,但一位員工解釋說,公司這麼做只是為了引來公眾的注意力,好讓工廠更容易吸引工人。「這樣人們就會來逛公園,一旦來了,他們就會對開發區有所了解。」他滿懷希望地說。

3月的最後一個周末,天津泰達邀請園區內的所有人參加遊樂園的免費試運行。天很熱,刮著風,空氣里彌漫著沙子,大家沒法去水上世界遊玩。水上世界建在一些空著一半的工人集體宿舍旁邊,另兩個公園是糖果世界和汽車世界,汽車世界的卡丁車和碰碰車深受工廠老板們的喜愛。

生產塑膠餐具的吳志成來了,生產沙烏地阿拉伯式頭巾的王偉強也來了,還有張炳華(音)——他先前賣內衣,現在製造線。天津泰達的高官也來了十幾位,都穿著黑色西裝,膝頭緊頂著童車的方向盤。

這些主管不少都來自天津。中國人們開著碰碰車互相碰撞,開著卡丁車轉來轉去,然後重新排隊再玩一次。

汽車世界的內部改建十分成功,完全看不出這棟二層樓的建築曾是一家因缺少女工而停產的手機工廠。

街對面的電動恐龍活躍了起來。它們張開嘴巴,通過揚聲器發出咆哮聲,時不時地挪動著肢體,仿佛發現自己置身荒漠之中,正為此驚訝不已。

(編譯 徐曉星)

紐約客英文原文

閱讀原文

微信號:thepapernews



同類文章:

中國焦慮症?每天看三次,不緊張!
》》進入中國新聞專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