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永不加稅」,康熙給韋小寶上的一堂政治課。

……行痴睜開眼來,微微一笑,說道:「辛苦你啦。回去跟你主子說,不用上五台山來擾我清修。就算來了,我也一定不見。你跟他說,要天下太平,『永不加賦』四字,務須牢牢緊記。他能做到這四字,便是對我好,我便心中歡喜。」

韋小寶身負康熙找爸爸的重托,跑了一趟五台山,已經出家的順治爺只送給兒子「永不加賦」四個字。

康熙似乎也把這政治遺囑一般的四字真言很當一回事,在吳三桂造反的艱難時刻,還自信滿滿地對韋小寶上了一門政治理論課,「父皇諄諄叮囑,要我遵行『永不加賦』的訓諭,我細細想來,只要遵守這四個字,我們的江山就是鐵打的。甚麼洋人的大炮,吳三桂的兵馬,全都不用擔心」。

一向對各種學習都還很不上心,甚至對師傅陳近南教武功都糊弄糊弄的韋小寶,似乎也被這四個字深深感染了。

當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這些理論大師親自上門,勸說韋小寶當皇帝領導反清復明大業時,他理直氣壯地和大師們展開了政治辯論,「他(康熙)做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過得比明朝的時候好」。

而韋小寶由「永不加賦」衍生出的這一番話竟也堵得諸位大師無話可說。


經由順治的發明,康熙的政治課,韋小寶的辯論, 「永不加賦」這四個字,似乎也成了《鹿鼎記》中大清朝合法性的主要來源。

而在真實歷史中,至少大清朝自己也是這麼認為的。不過,最早將「永不加賦」(低稅收)視作爭奪政權合法性的大清政要並不是順治,而是攝政王多爾袞。

多爾袞在八旗入關之初,便大義凜然地批判說:「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後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

而後多爾袞又代表新政權表態大力減稅,稱「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

在此刻大清朝的政治認知中,明朝的滅亡主要源於肆意加稅後的高稅收,臭名昭著的「三餉」已成為明末惡政的代名詞。

因此,大清朝無論是站在「吸取前朝教訓,防止重蹈覆轍」的現實政治角度上,還是有針對性地構建自身合法性的角度上,都將「減稅」視作新政權的主要政治抓手。然後,就有了多爾袞在入關伊始便發布的「一號文件」。

而真正意義上的「永不加賦」政策,其實是康熙五十年(1712)才正式頒布的,更完整的說法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大意就是,無論今後人口增加多少,丁稅(人口稅)都不再增加。

從多爾袞的「一號文件」到康熙朝的「永不加賦」,基本可以看出一項清帝國一以貫之的國策:低稅收是大清朝合法性的第一來源,是大清朝超越前朝的主要標志,是大清朝實踐儒家式「仁政」的首要政績。

而在《鹿鼎記》中,這則被總結為康熙的那句「只要遵守這四個字(永不加賦),我們的江山就是鐵打的」。

康熙

但從康熙朝的具體政治上來看,面對不斷增加的財政壓力,嚴格意義上的 「永不加賦」事實上有烏托邦之嫌。為了緩解財政壓力,但又不能違反「永不加賦」的莊嚴承諾,康熙朝的解決方式主要是「稅外收費」。

雍正上台之後,為了從根本上解決財政問題,同時控制官員在灰色地帶的貪腐空間,便出台了所謂的「火耗歸公」政策,將此前各種隱形收費都「顯性化」。

從現實效果來看,雍正的改革無疑是有正向效果的。但到了乾隆時代,卻爆發了一場針對「火耗歸公「改革的激烈政治辯論。

一項看起來利國利民的政策為何會如此有爭議?更關鍵的是,在這場辯論中,乾隆還站到了反對者的陣營中。乾隆的行為本身或許可以被批為「腦殘」,但背後的政策考慮卻是非常嚴肅的。

在乾隆及其支持者看來,「火耗歸公」在實質上構成了加稅行為,違反了康熙時代「永不加賦」的承諾。在這些支持乾隆的言論中,有一些即使到今日也未過時的政治洞見。

比如,「今日正賦之外,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你政府只要開了加稅的口子,雖然理由是光明正大的費改稅,但又如何保證將來不重復「增加收費,然後改稅,越改越多」的加稅邏輯呢?


最讓人動容的是,在這場辯論中,一些官員竟然很具現代政治意識地「自我批判」稱,地方官員總是在尋找新的辦法剝削人民,火耗歸公這種將收費合法化的結果,就是不斷地為貪婪的官員制造合法化所有收費,進而加稅的理由。

在康熙和乾隆這一派看來,稅外收費縱有千般不好,終究總比以國家的名義「加稅」要好。更直白地說就是,大清朝承受不了任何「加稅」以及「高稅收」的惡名,因為「永不加賦」本身就是大清朝的合法性,就是立國之基。

而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國起事之前,即使考慮到各種稅外收費以及「費改稅」,清代的農業稅始終保持在一個大致的定額水平。在這背後,無疑是盛清帝王對「高稅收」與明亡教訓的始終警惕。

作為一個前現代政權,大清朝顯然是不懂「無代表,不納稅」這些近代西方憲政理念,但在具體行為上,卻精准地把握住了近代西方革命爆發的關鍵:稅收。

在多爾袞發布減稅聲明的1644年,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剛剛爆發4年。而細究英國革命爆發的直接動因,就是國王試圖不通過議會直接征收新稅為戰爭籌集軍費。

而在「光榮革命」之後頒布的《權利法案》中的第四條,便是有關稅收,「凡未經議會准許,借口國王特權,為國王而征收,或供國王使用而征收金錢,超出議會准許之時限或方式者,皆為非法」。


不僅是英國革命,在之後陸續爆發的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中,稅收始終成為政治危機的一大原因,而「加稅」更是成為革命爆發的魔咒。

在那個時代,所謂的限制君權,最直接的意義就是限制君主的「增稅權」,所謂的「憲政」,就是將國王的收稅沖動關在議會的籠子裡。至於什麼「一人一票」,是很久遠以後的事情了。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同時代的大清王朝盡管在「國會」「限制君權」等政治文明的進化程度上遠遠不如西方,但在對稅收的理解上,特別是對「高稅收」引發政治危機的認知上,卻走在了西方君主政體的前面。

站在盛清帝王的角度,大明朝的易代,英國斯圖加特王朝及法國波旁王朝的覆滅,以及英國喪失北美殖民地的「慘劇」,幾者在本質上的確沒有什麼大的區別。只不過,清王朝的應對方式不是英美式的「憲政」,而是「以史為鑑」式的自我節制。

在權力無法得到有效約束的時代,在稅收無法從制度上限制的時代,大清朝給韋小寶上了一堂很棒的政治課:如果還有自制力、國家信用以及敬畏歷史,就可以說句「永不加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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