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界面新聞
作者：林子人
2016年9月4日，G20峰會即將在杭州拉開序幕。
這個齊聚全球20位最有權勢領袖的會議，此前的舉辦地多為華盛頓、倫敦、多倫多、聖彼得堡這樣的國際大都市，此次首度來到中國，選擇了杭州這座和北上廣深相比，在國際上相對“默默無聞”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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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為什麼選擇杭州”，一個流行的答案是，依托阿里巴巴總部的集聚效應，杭州正在成為新的互聯網經濟中心，這與G20的使命——促進全球合作創新，制定創業行動計劃——不謀而合。
但在大多數國人的心目中，杭州不變的底色還是青山綠水間的歷史人文。
的確，她一直是一座毋庸置疑的明星旅遊城市。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杭州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紀，作為南宋時期（1127年-1279年）的首都，杭州曾在中國歷史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更為難得的是，杭州依山傍水，西湖之美自古以來為人讚嘆，這令杭州擁有了其他城市艷羨不已的傳統文化底蘊和寶貴旅遊資源。
然而我們應該注意的是，杭州並非天生就是一座旅遊城市。
約翰·厄里（John Urry）在《遊客凝視》（The Tourist Gaze）一書中寫道：“旅遊是一項以其對立面——即有規則有組織的工作——為先決條件的休閒活動。它是‘現代’社會被劃分成工作和休閒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實踐場域的具體表現之一。”也就是說，在步入現代社會之前，杭州勢必有著其他更為重要的城市職能。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歷史系教授汪利平，在《重新製造中國城市：現代性和民族身份，1900-1950》（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一書中，以題為《杭州的旅遊與空間變化，1911-1927》的文章探討了杭州是怎樣成為一座旅遊城市的。
她指出，自19世紀中期開始，杭州手工業及商業的中心地位隨著上海的工業化興起而日益衰弱，而到了1910年代，杭州轉向發展旅遊業，成為一座旅遊之城。在“傳統”的榮光之下，這座城市完成了她的現代化轉型，而這一切，都和杭州城市與西湖的空間關係變化密切相關。
西湖十景中的文人趣味
提到杭州的風光，首先浮現在我們腦海中的應該就是“西湖十景”。
蘇堤春曉、曲院風荷、平湖秋月、斷橋殘雪、柳浪聞鶯、花港觀魚、雷峰夕照、雙峰插雲、南屏晚鐘、三潭印月。
在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時，申遺專家們將“西湖十景”的概念提煉總結為“題名景觀”，指出“西湖十景”屬於“題名景觀”中的早期作品，是“題名景觀”中留存至今的時代最早、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文化意境最深厚、保存最集中完整、影響也十分廣泛的傑出代表作，構成了西湖文化景觀重要的景觀審美要素和文化內涵。
繼南宋之後，“西湖十景”在金、元、明、清諸代得以傳承，且題名景觀的概念在整個東亞地區得到傳播與發展。
但最先想出“西湖十景”名稱的人，不是陶醉在美景之中的遊客，而是文人，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南宋的宮廷畫師。
以花港觀魚為例。它始建於公元13世紀，內侍官盧允升曾在此建宅卜居，位於望山橋西，1723至1735年間將景觀改址於映波、鎖瀾橋間。盧園疊石為山、鑿地為池、蓄養紅魚，雅士詠嘆，紅極一時。南宋寧宗年間，宮廷畫師馬遠等創作西湖系列畫作時，就把盧園列入其中一景。
對南宋文人來說，詩書畫缺一不可。畫作既得，需要作詩題詞，於是宮廷畫師將盧園命名為“花港觀魚”。在那之後，畫師們評選出十大畫作，提名十大景名，南宋西湖十景由此而來。
到了清代，西湖十景因康熙欽定、乾隆題詩而有了一絲“官方指定”的味道。
但在這兩位皇帝到來之前，西湖的風雅由文人精英創造、書寫、傳頌。唐代白居易在西湖築起白堤，西湖自此開啟長約千年的景觀改造過程；北宋蘇軾的疏浚工程不僅修築了蘇堤，還留下了許多美妙詩篇，這也是日後西湖作為文人士大夫精神家園的源頭。
唐宋元明清各個時期，諸多吟詠西湖之美的文學作品樹立了西湖無以倫比的文化地位，或許正是因為在17、18世紀遊覽西湖成為文化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康熙和乾隆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南巡西湖。
最近，浙江美術館正在舉辦“水·印千年”啟動展之“湖山勝概”，以西湖山水的水印版畫歷史為脈絡，展現西湖審美。
據專家推測，這套工藝精美、造價不菲的畫冊印刷數量非常有限，很可能只是在一個很小的文人朋友圈中流傳珍藏。
《湖山勝概》，正是文人精英對西湖做出的“有教養的回應”，無論是親自前往觀賞還是通過圖冊神遊，文化精英們妥帖珍藏西湖之美，“遊覽”即是“情懷”。
城隍山、御街與香市經濟
四圍圖畫本天成，
三面雲山一面城。
多少才人吟不盡，
尚留佳句待先生。
這是清代詩人查慎行（1650-1727年）在《和淵若學士西湖雜詠四首》中寫下的詩句。一句“三面雲山一面城”，點明了杭州城與西湖的空間格局，而一個容易被人忽視的事實是，直到民國初期，西湖都不是杭州城市的一部分，而是被城牆隔離在外。
城牆劃分出明確的城湖界限，也是控制人口流動的手段。
更加限制市民出行的是旗營。1648年，清政府為了鎮壓江南和東南沿海地區的叛亂在杭州設立旗營，在城市西面圈定了7000畝地，驅趕了1萬戶人家，建立了一座“城中城”。
因此，盡管遊覽西湖是文人們的風雅事，但這並不是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中的焦點。最重要的市民空間和城市中心，實際上是禦街，也就是今天的中山路。
御街俗稱大街，從南宋到民初一直是杭州城的南北中軸線和商業活動最繁華的地區，店鋪雲集，熙熙攘攘，一派熱鬧景象。
城隍山成為杭州“CBD”的原因在於它和宗教活動的密切聯繫。
寺廟雲集的城隍山因此成為杭州每年宗教慶典和娛樂活動的中心，並為這裡的各色店鋪帶來大量客流。
舊時杭城的風俗節慶繁多，春節及元宵節剛過不足一月，又有全民齊遊的傳統節日“花朝節”——農歷2月12日被認為是百花神的生日，人們在那一天四處賞花遊春。
每年正月剛過，杭州、嘉興、湖州、蘇南無錫、常州、蘇州等地鄉村的蠶婦們便帶著香粽米糕，沿著運河結伴前往杭州朝聖，人數達10萬之多。
每年如此大規模的朝聖活動，對杭州的經濟有著巨大的提振作用。香客們進香所需的物件（比如蠟燭、香、紙錢）構成了杭州手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更重要的是，朝聖亦是香客們的年度采買時間。當地人注意到，前來朝聖的香客大多為家境優渥的富農，他們攜帶大量現金，且樂於花錢。
拆牆引湖入市
然而杭州的命運在19世紀中期迎來的轉折。
1853年，太平軍占領江南，切斷了京杭大運河的交通運輸。清政府和商人為此通過上海改走海路，這極大地動搖了杭州這座大運河起點城市的商業地位。
盡管在甲午戰爭（1894-1895年）之後，杭州成為通商口岸之一，但她並未因此繁榮起來。
1909年，滬杭鐵路的開通為杭州帶來了現代化，更重要的是縮短了滬杭的距離。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隨著帝制的終結而壽終盡寢。
新市場的主要推手為1912年至1913年期間就任浙江省民政廳長的褚輔成（1873年-1948年）。這位曾在日本東京學習政治學和法學的愛國民主人士對法律、秩序、公共教育和商業的濃厚興趣反映在他對新市場的規劃上。
新市場的建立，也改變了杭州城市與西湖的空間格局：錢塘門至湧金門之間的城牆與旗營一道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如今的湖濱路。
到了1920年代初期，新市場已經成為杭州的新市中心，它的地位反映在不斷上升的土地價格上。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至1920年代中期，中國的工業化迅猛發展，工商業的興起、西式教育的逐漸普及為中國沿海城市培養了一個全新的市民階級——中產階級。
被發明的旅遊“傳統”
上海中產階級熱衷於遊覽杭州的根本原因在於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城市居民對時間感知的變化。
旅遊的欲望在上海市民當中尤為強烈，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上海的城市空間逼仄，公園的空間有限。
前文提到的滬杭鐵路的開通，也是杭州旅遊業興起的重要原因。
杭州感知到了上海遊客的聚集並迅速做出反應。
現代旅行設施的舒適，反過來幫助杭州推銷了蘊含在她骨子裡的傳統。
在導遊書中，西湖風光和許多景點的歷史被追溯到南宋時期，西湖十景被推薦為遊客們必去的景點，而略去不提的是，時移世易之中這些景點本身不可避免的變化——盡管西湖十景在康熙南巡時被重新樹立起來，但太平天國運動帶來的巨大破壞嚴重衝擊了西湖十景，即使到了民國時期亦未完全修復。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地政府在發明這一全新的旅遊傳統中扮演的角色。
追本溯源同樣體現在杭州菜上。為了吸引遊客，杭州的餐館開始推出“傳統”菜肴。
略顯諷刺的是，隨著這一新的旅遊傳統而來的，是杭州城市生活中真實的風俗節慶的消亡。
在民國時期起步的杭州旅遊傳統中，新發明建立在昔日文人精英文化的基礎之上，現代遊客模仿古代文人遊覽的方式，以古代文人欣賞西湖的角度觀賞西湖十景。
於是，杭州的旅遊發展史契合了艾瑞克·霍布鮑姆（Eric Hobsbawm）的“被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的概念，闡明了這座城市在現代化轉型道路中獨辟蹊徑的一面：為了回應新時代的新情況，她追溯了歷史，從傳統和過去中找尋應對之策。
如今，距離民國初年又將近過去了一個世紀，旅遊早已深入杭州的骨血，成為這座城市最重要的標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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