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國民黨大老、派系眾多,蔣介石如何從年輕後進,逆襲成為「最高領袖」?

本文摘自選自《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修訂版)》緒論,金以林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7月,有刪節。
從1928年底東北易幟起,國民黨宣稱做到全國統一。

其實,誰都知道這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統一,在它內部始終是派系林立,紛爭不斷,並多次發展到大規模的分裂和武裝衝突,成為民國政治史中惹人註目的突出現象。

對這種現象,學界通常把它歸結為「新軍閥混戰」。

這樣說有一定的道理,因為當時中國政治所表現出來的主要鬥爭形式是戰爭,主要組織形式是軍隊。

蔣介石始終視軍隊如生命,離開對軍事的控制,便沒有他的統治可言。

但僅僅如此理解,會導致研究者過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各派軍事勢力的角鬥上,而忽視它背後更深層次的矛盾——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
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是更深層的矛盾

這個政權的統治始終是在孫中山創建的中國國民黨旗號下進行的。由於孫中山主管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由於他主張用革命的手段來做到民族獨立、民主和民生幸福(雖然沒有找到做到這些目標的具體道路),他在中國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成為一面旗幟。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孫中山被尊為「國父」,上至中央政府最高機構,下至全國的中小學校,每星期都要舉行「總理紀念周」,誦讀「總理遺囑」。


國民黨統治的絕大多數時間被稱為「訓政」時期。由誰來主導「訓政」?標榜的也是由國民黨負責實施,以做到「總理遺教」。

即便各派政治勢力角鬥時,如果得不到黨內高層的支持,也只會被看作地方割據勢力,無法形成大的局面。

國民黨這個團體,成員本來十分複雜,有著不同的政治主張和利益衝突。

孫中山在世的時候,憑借他的巨大威望和個人魅力,還能籠罩和控制全局。國民黨一大代表黃季陸回憶道:原本不贊成在大會宣言中寫明反對帝國主義的具體要求(如收回租界、廢除領事裁判權等),但「當聽到總理把本案提出表決時所說‘贊成者請舉手’時,我的手不知是受了何等大的一種力量的支配,很自然的、自動的、輕輕的、高高的舉起來,衷心的表示讚同,表示折服」。

國民黨一大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總章》中明確規定:「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為總理。」「黨員須服從總理之指導,以努力於主義之實行。」「總理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有最後決定之權。」

中國有句老話:「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誰能代表國民黨的正統,誰被看作孫中山理所當然的繼承人,對其能否「名正言順」地擁有最高領袖的地位、建立起穩定的統治至為重要。

然而孫中山生前並沒有解決好這一問題。他一去世,即在黨內留下一個別人難以填補的真空,出現群龍無首的局面。圍繞領袖權的繼承問題,各派政治勢力反反復復經過多次衝突,始終都沒有很好地解決。

孫中山和廖仲愷

在國民黨內,資格最老、同孫中山關係最深的是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三人。

廖仲愷在孫中山去世後不到半年就被暗殺。胡、汪兩人地位相當:胡漢民在孫中山北上後代理大元帥職務,汪精衛是首任廣東國民政府主席。「西山會議派」中雖也有一些國民黨元老,而且人數不少,但他們的地位和影響遠不足以同胡、汪相比。

至於蔣介石,在黨內只能說是「後進」,而且長期沒有處在高層地位。國民黨一大時,他連代表資格都沒有,更談不上進入黨的核心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

這以後,他從擔任黃埔軍校校長起家,由於掌握了這支「黨軍」,在東征討伐陳炯明和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軍的行動中表現突出,才逐步引起黨內高層的注意。

經過兩年多的努力,誓師北伐時,蔣介石當上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那時,他不滿39歲,在國民黨內還沒有成為足以服眾的「最高領袖」。  


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就是在這樣的政治大背景下展開的。

不能忽視這種演變一直受到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蔣介石靠黃埔軍校起家,但僅靠「軍權」而無「黨權」,是很難在「以黨治國」體制下建立起穩固的統治。

正如李劍農在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一書中寫道:國民黨的改組「可說是中國政治新局面的開始。因為此後政治上所爭的,將由‘法’的問題變為‘黨’的問題了;從前是‘約法’無上,此後將為‘黨權’無上;從前談‘法理’,此後將談‘黨紀’;從前談‘護法’,此後將談‘護黨’;從前爭‘法統’,此後將爭‘黨統’了」。

這正是國民黨不同於北洋軍閥統治的一大特點。盡管蔣介石身上仍保留著濃厚的傳統觀念,始終抓住軍權牢牢不放,但他又不能忽視國民黨內根深蒂固的「黨統」觀念。

孫科(左)、胡漢民(中)、汪精衛(右)

「派系」:民國政治中一個永遠抹不去的符號

陳獨秀曾有一段名言:「凡是一個集團,對外走向統一,同時對內即走向分裂,倒是對外競爭,往往加緊了內部的團結,這是一個公例。」

對中國國民黨來說,它的高層派系矛盾的起伏,幾乎都反映了這種「公例」。

雖然黨內的正式分裂始自孫中山去世,源於繼承權之爭,但並沒有形成流血衝突。

而當國民黨由「革命策源地」廣東一省走向全國,成為國家執政黨的同時,它的內部分裂即演變成巨大的武裝衝突,特別是以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三人為代表的政治勢力,常常是一派以在野的地位,公開主管其他派系反對當權派。

在這個過程中,盡管汪精衛、胡漢民在黨內的地位最高,但後起的蔣介石倚仗對軍事力量的控制,又利用汪、胡二人之間的矛盾,縱橫捭闔,聯合一方打擊另一方,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強權統治。

在此期間,三人的分合關係,經常保持著二對一這樣一個有趣的局面,而且大都以蔣為中心,二對一者始終取得優勢。蔣的地位也不斷得到鞏固和加強,而汪、胡二人則分別以黨內元老的地位輔佐蔣氏對抗另一方。   

蔣介石和孫中山

按照陳獨秀所言的「公例」,北伐戰爭之始,盡管黨內的派系矛盾已日益發展,但表面上仍保持著團結的局面。

但當北伐軍擊潰吳佩孚、孫傳芳的主力後,黨內矛盾充分公開,並導致寧漢分裂的局面;而當討伐奉系軍閥張作霖的第二期北伐之初,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別統率的四個集團軍還能一致行動,但北伐戰爭勝利結束之際,從編遣會議開始各派軍事勢力之間的矛盾衝突便全面爆發,演變成一系列的武裝衝突和連年混戰。

其中規模和影響最大的是1930年的中原大戰。在這場大戰中,站在反蔣一方的不僅有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更有黨內元老汪精衛和西山會議派;而當蔣介石在前方作戰時,為他主持南京中央政權的則是立法院長胡漢民和行政院長譚延闓。      

譚延闓

中原大戰勝利後,歷來只看重軍事力量的蔣介石,以為國內再沒有任何足以同他抗衡的力量了。

與此同時,蔣介石的獨斷專行,同標榜「黨權」高高在上的胡漢民間矛盾不斷加深(譚延闓剛好在中原大戰勝利之際去世),蔣介石就掉過頭來收拾胡漢民,沒想到再次引發國民黨內更大的分裂,出現了寧粵對峙,並迫使蔣介石第二次下野。       


在1931年前後一年多的寧粵對峙期間,局勢的發展更加複雜微妙,並曾連續出現蔣胡、汪胡、蔣汪三次合作,以對抗另一方,均以二對一者取勝。

在此期間,黨內鬥爭雖被冠以種種「反對個人獨裁」「護黨救國」的名目,但其實質都逃脫不了「權力」二字,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就是派系糾葛。

恰在此時爆發了九一八事變,正如陳獨秀所言,已獲得全國政權的國民黨面對外辱,不得不暫時結束派系爭紛,走向表面的「團結」。  

由此可見,國民黨內的種種糾紛,實由派系而生;而表面的團結,從來不曾撫平派系造成的裂痕。「派系」成為民國政治中一個永遠抹不去的符號。     

國民黨派系中的兩類派別

從看似複雜的國民黨派系中,我們不難將其分為兩類。特別是在討論國民黨內的政治衝突中,必須嚴格區別對待這兩類派系。       

一類是以地域為基礎的政治軍事集團,如馮玉祥的西北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晉系閻錫山、桂系李宗仁,以及四川的劉湘、雲南的龍雲、山東的韓復榘等。

雖然這些人名義上都可以算是國民黨的上層人物,但他們投奔或效忠國民黨,大都始於北伐前後。

盡管他們擁有相當的實力,並時常對中央政權表示懷疑和不滿,但由於他們在黨內的資歷很淺,一旦想挑戰中央的合法性,除了在黨外拉幫結夥外,必須聯合國民黨內擁有一定歷史地位的反對派,反抗中央。

在二次北伐統一全國後爆發的歷次黨內武裝反蔣鬥爭中,地方實力派大都如此,並以不同的組合參與其中。

如果沒有一批國民黨內原來就有影響的重要人物和派系勢力的加入和支持,地方實力派根本無法代表所謂的「黨統」,自然更是談不上「護黨」,因此很難發揮大的作用。從「地方實力派」這個名詞本身來講,就包含著強烈的地域色彩。       

馮玉祥

第二類派系則是指在長期追隨孫中山革命過程中,特別是在國民黨改組前後,已擁有一定政治地位的黨內領袖同其追隨者之間形成的政治派系。

這類派系的活動範圍雖然不局限於國民黨內,而經常會超越這一範圍,並同某些不滿於國民黨中央的地方實力派聯合,挑戰中央的合法性,但他們的一系列行為目的,還是在努力尋求黨員的支持,追求國民黨的正統性,以達到控制全部或部分中央政權為目的。他們與地方實力派的政治取向有著明顯的不同。    

對於第二類派系,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兩種類型。

一種為掌握黨的正統權力機構(如中央委員會與政治委員會)而形成的黨內反對派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派系有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太子派以及西山會議派等。

這類派系糾葛既涉及意識形態,也摻雜著個人權力和利益之爭,主要表現在抗戰以前。當然權力之爭與主義之爭是有一定的區別的。但在國民黨高層的政治糾葛中,無論是誰,都要高舉孫中山和三民主義這面大旗。

這裡面既有因意識形態的不同,而加劇派系衝突的一面,而更多的則表現為借主義大旗,爭權奪利。

特別是自國民黨由廣東一隅成為全國的執政黨後,權力之爭遠遠超過治國理念的分歧。


另一種政治派系則以蔣為核心而分立競爭,雖說始自抗戰前期,但主要發展,則是在抗戰後期。

某種程度上,蔣介石也有意將支持自己的一「派」分成若干「系」,以便於他的統治。這是中國傳統的馭人之術。

上述分類可以簡單地理解為:第一種主要是指國民黨組織結構記憶體在的眾多的「派」(faction),它們都統一於國民黨的旗幟之下,而彼此之間又是一種既對等又對抗的關係;第二種則是專指在蔣「派」下,出現的眾多的「系」(clique),各系之間盡管矛盾重重,但都效忠蔣氏個人。

其實,並非只有蔣「派」之下才有「系」,幾乎每「派」之下,又分別控制著一些「系」。他們彼此之間在黨內衝突中不斷分化組合,以尋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有論者稱:「建黨的第一代領袖去世後的權力繼替問題」,將「導致黨的裂變」。

孫中山在世時,國民黨內的這種派系衝突即已顯現,只是因為孫中山在黨內具有無人挑戰的地位,才使其得以緩和。

孫中山去世後,誰來繼承他在國民黨內主管地位之爭,馬上浮出水面。

首先在是否堅持「容共」問題上,導致黨內高層分裂為兩派。

以汪精衛、廖仲愷為代表的一派,實行傾向與共產黨合作的路線,而被視為黨內「左派」;堅決主張反共的國民黨元老林森、鄒魯等人分裂成西山會議派,形成了黨內的「右派」。此時的胡漢民則因忠於孫中山的遺教,而反對西山會議派的分裂。       

西山會議派代表林森

自1927年寧漢合作做到後,國民黨各派系在反共問題上基本達成一致。

但支持汪精衛的「改組派」,仍被一些人稱為黨內「左派」。其實,他們在意識形態上與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完全不同。

他們拒絕接受階級鬥爭的觀念和政策,同時又認為國民黨必須通過農、工及其他群眾團體加強同民眾的關係。他們宣稱必須要有這樣的群眾基礎,才能阻止國民革命成為官僚和軍閥的犧牲品。

相對而言,以蔣介石、胡漢民為首的國民黨主導派,則是反對社會革命和民眾運動的。

但此後無論「左派」還是「右派」,自國民黨統一全國後,黨內因意識形態引起的政治糾紛幾乎很少見,各派系之間最大的矛盾是由於權力分配引起的衝突,可以說無所謂「左派」「右派」之紛爭,在形式上主要表現是「反蔣」還是「擁蔣」。


特別是在1931年爆發的寧粵對峙事件,充分顯示了黨內權力轉移的內在緣由。

    

1931年初,胡漢民被蔣扣押於南京,再次引發國民黨內的反蔣高潮,特別是黨內粵系勢力的大聯合,形成新一輪的汪胡合作的反蔣局面。

在此次寧粵對抗中,黨內各派政治勢力(如孫科的太子派、西山會議派)以及受蔣介石打壓的地方實力派(如新粵系陳濟棠、桂系李宗仁、晉系閻錫山和馮玉祥影響下的部分西北軍將領等)紛紛加入反蔣陣營,在廣州組織「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常會議」,並成立同南京相對抗的國民政府。但是面對九一八事變後錯綜複雜的國內外形勢,寧粵雙方被迫和解,並一度迫使蔣介石下野。  

但此後並沒有形成汪胡合作的新局面。事情很快就因胡拒絕同蔣、汪合作,同時汪、胡歷史積怨未泯,而最終形成蔣汪合作的新態勢,迫使新上台的孫科內閣垮台。

此後,胡漢民雖一度控制兩廣並不斷有反蔣言論發表,但他所主管的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在名義上仍隸屬南京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孫科也很快返回南京,就任原為胡漢民擔任的立法院院長之職。

而長期被排斥於國民黨統治核心圈的西山會議派,從此大都重返中樞。地方實力派領袖如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陳濟棠等也紛紛加入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       

這一系列事件都發生自1931年2月28日夜胡漢民被扣,到1932年3月1日,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選定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期間。時間為一年零一天。

從此,國民黨基本確立了各派聯合統治的局面,並大致維持到了抗日戰爭爆發前。抗戰爆發後,1938年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當選為新設立的國民黨總裁一職,這才真正奠定了蔣在國民黨內「最高領袖」的地位。

      

正是基於上述理解,國民黨內的「派系糾葛」也可解釋為「權力重組」。本研究將主要圍繞蔣介石如何在國民黨內一步步取得「最高領袖」地位的過程,以及他同國民黨各派系糾葛的關係,重點放在與蔣介石處於同一層面上的黨內派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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