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女子,真的足不出戶嗎?其實史料已經揭露了真相。

由於古代農業社會物資極度貧乏,平民家庭裡光靠男性勞作是無法維持生計的。因此,家中妻女必須參與各類生產活動,不可能終日足不出戶。

能讓家中女性成員做到「大門不出,二門不越」,往往都是相當富有的上層階級,但也遠沒有後世想像中那麼誇張。

歷代女性出行,猶以唐代貴婦出行的場面最為壯觀。杜甫在其名作《麗人行》中就有這樣的詩句:「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唐初時,貴婦出行往往要披帶遮掩,不能以面示人。

但到開元年間,風氣漸漸開放。從駕的騎馬宮娥頭戴胡帽,靚妝露面,民間不論士人庶民,都爭相模仿。甚至還有的女性騎馬時露髻馳騁,或乾脆身著男裝(《舊唐書·輿服志》)。

這些記載充分說明,在那個時代不論階級高低,社會風氣對女性出行已沒有多少束縛。

唐玄宗天寶年間的《虢國夫人遊春圖》,展現了當時貴婦出行時的風貌。

至宋代時,女性出遊仍很普遍。

南宋《武林舊事》載:「六月六日,是顯應觀崔府君(古代神仙名)的生日。早在北宋東京時,相關的祭祀就已經很繁盛了。當天,都市男女先聚集在一起燒香,之後不久泛舟湖上,遊玩避暑。」

又如《歲時廣記》載:「過去蜀地的風俗,以二月二日為踏青節。都市男女,絡繹不絕地前往郊外遊賞,在橘紅色的帷幕下唱歌飲酒。」從中不難看出宋代女子出遊時的盛況。

雖然宋代也有像司馬光這種極度保守的士大夫,在其《居家雜儀》中要求「婦人無故不窺中門,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女仆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


關於司馬溫公不許夫人在上元節外出看燈的軼事,亦流傳頗廣(《軒渠錄》)。但司馬光作為北宋著名的保守派,本就有迂腐的名聲在外,無法代表當時的社會風氣。

不過,宋代的社會風氣,較之於唐代確實已趨於保守。

唐代中期,貴婦出遊時不加遮掩、盛裝露面的情形,在宋代非常稀少。相比唐代,宋代貴婦出行時的裝束又變得封閉而笨重。她們往往頭戴帷幕等遮掩物,不使外人窺見其容顏,在室內才能脫去。這些被唐代女性逐漸拋棄的裝束,反而又被宋代女性重拾起來。

又如,在宋代名畫《清明上河圖》中,熙熙攘攘的繁榮街道上,女性人物卻只有寥寥數人。當然這也許僅僅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勞力分工所致,但同時期在日本類似的繪畫作品中,女性人物卻遠不像《清明上河圖》那麼稀少,意味著宋代女性出行並不算頻繁。

宋代《瑤台步月圖》展現了中秋仕女拜月的情景。雖然唐代之後中國關於女性的畫作仍有很多,但卻罕見以女性出行為題材的作品

到了明清時期,由於理學興盛,大戶人家的女性出行受到顯著限制。在一些家規中,即使是廟會、元宵等場合,輕易也不準她們參與。

平時會客只能和親人相見,若有陌生人造訪,更不許拋頭露面。不過這些限制也僅存於部分大戶人家,不能作為明清時期婦女出行狀況的普遍代表。

如,晚明時《采館清課》就記載:「杭州城的男女,在花開時遊玩西湖,列艦排雲,斜風而渡,遇到酒客都不回避,遊玩時頗具膽量。」


又如明末清初的文人張岱於《陶庵夢憶》中提到出遊時寫道:「柳灣桃塢,癡迷佇想,若遇仙緣,灑然言別,不落姓氏。間有倩女離魂,文君新寡,亦效顰為之。淫靡之事,出以風韻,習俗之惡,愈出愈奇。」說明當時有些女子,出遊的目的就是為了邂逅浪漫。深閨戒律,並非對每名女性都那麼靈光。

除了遊山玩水外,節日慶典和宗教朝聖也都是當時女性集中外出的重要理由。

張岱在《陶庵夢憶》中對南京元宵節時的場面如是描繪道:「京城士女填溢,競看燈船……士女憑欄轟笑,聲光凌亂,耳目不能自主。」

明人伍袁萃則在其《林居漫錄》中提到「吳浙之間風俗淫蕩,每遇春月,婦女艷妝冶容,什伍成群,遨遊山水,而浙之天竺、法相,吳之虎丘、觀音諸山寺中,履相錯也。」

明代仇英《船人行圖》。對於古代女性而言,與家人一同在外遊覽,也不失為出行的良機。

然而,明清兩代的官方可就不像唐宋時期那麼開明了。

早在明代,江蘇地方官府就曾禁止婦女遊山。清代類似的禁令更是層出不窮。保守士大夫們禁止女性出遊的理由很簡單,就是認為她們有違婦道,可能在遊玩期間行淫亂之事。不論是善男信女燒香禮佛,還是節日慶典街頭行走,都是男女混雜於一處,有傷風化。

但這些禁令和非議越多,反而越說明道學先生們「整肅民風」的理想與現實相去甚遠。假如靠幾條官府法令和道德抨擊真的能禁絕女子出遊現象,那麼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復強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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