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會說笑話嗎?打開中國笑話史,從史記看起。

本文來源:騰訊文化

文:孔雪

在一個段子手橫飛的年代裡,不可否認笑話依然深入大眾生活。

但若細聽,笑聲裡,因本體不雅而寫定的尷尬,和被揉捏過脊梁後的那聲嘆息,隱隱約約,可有人知悉?

1866年5月29日,晚清譴責小說的代表人物之一吳趼人出生。

我們只想單純地重溫一位如吳趼人這樣不溫不火的故人嗎?其實要講的不只是吳趼人,而是他曾編撰的笑話集與其背後漫長的中國笑話史——諧隱文學傳統。

吳趼人的《俏皮話》收錄126篇笑話,比馮夢龍更進一步,提出「笑話小說」文體概念,而他曾主持的《月月小說》為晚清四大文藝期刊之一,宗旨在借小說開通民智。

笑話:本體不雅陷尷尬

被認為不怎麼有幽默感的中國人,實際上有著長久的諧隱文學傳統。

司馬遷在《史記》中就曾作《滑稽列傳》,詳細記載了優孟等俳優在帝王面前巧言說笑的故事。其實早在先秦,經、史、子等典籍中就有不少可被稱作笑話的故事。早期笑話有明顯的諷諫目的,並與寓言相互糾纏。

至後漢,邯鄲淳編撰《笑林》,「笑話」被基本確立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此後,古代笑話的代表作還包括宋代的《艾子雜說》,明代的《古今譚概》《笑府》和清代的《笑林廣記》等。

明清時期,隨著社會矛盾的加劇,笑話因其寬解抑郁無聊、諷刺社會流弊的功能在大眾婦孺中流傳甚廣,各類笑話集也被多次刻印。

但直至近代,「笑話」作為一種文體,其文學、藝術價值仍未被普遍認知。


在1908年編訂的辭書《辭源》中,「笑話」詞條並未被收錄。

五四時期,以劉半農、胡適、周作人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掀起了歌謠搜集和研究運動。連同方言調查,這一運動的背景是中國白話詩的演進及五四知識分子對於新文學、民族性國語文學的訴求。

笑話雖也流傳於鄉野,但仍因其「本體不雅」,在這場熱潮中被冷落了。今天,對笑話嘗試做出系統性研究的少數學者大多出自民俗學和民間文學的研究背景,兩種「不雅」惺惺相惜。

本體不雅,像個緊箍咒,籠罩著「笑話」作為一種文體在嚴肅的文學研究中被邊緣化的命運。若把它擬人化,它很像一位盡職的老喜劇演員:常年面帶笑臉——「笑」之本位所需——但在雅俗之間難以拿捏和求正名的尷尬地帶,心中又藏著幾分酸楚和無奈。

笑話,或「民間笑話」,在當下常被作為素材應用於喜劇等戲劇藝術或評書、相聲等曲藝藝術中。它的諷喻、娛樂功能已得到共識,但對其文學、藝術價值與美學特征的討論仍處在邊緣地帶。


另一方面,笑話作為日常生活的調劑卻從未被人們冷落。可是,它的生命力又部分地建立在若干戲謔甚至猥褻、下流內容的基礎之上,這種多面的復雜性使它很難被放入純粹文學領域中被討論。

若跳出文學討論,轉而觀察笑話的社會史,笑話雖從未得到某種端正的身份,卻是一個因好用而被頻繁使用的工具。以日本為例,笑話作為一種文學體裁正式確立是在17世紀左右。

當時日本國內戰爭漸漸停息,德川家康為安定民心,命令傳道士將佛教的仁、義、禮等思想融入故事中,《昨日是今日物語》和《醒睡笑》等笑話集就此出現。對照日本笑話的社會功用,不難理解在中國,民間笑話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多被描述為「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和「斗爭工具」。

馮夢龍編輯過兩本笑話集《古今譚概》(重刻更名為《古今笑》)和《笑府》,晚明以來流傳甚廣。

馮夢龍:嬉笑怒罵假道德

自然,中國人也有使用笑話的智慧。在吳趼人之前,有一位愛笑話、用笑話的明朝人,馮夢龍。

因編纂「三言」(白話短篇小說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和搜集民歌,馮夢龍被稱為「明代通俗文學第一人」。馮夢龍的通俗文學視野還包括笑話。

就笑話的感染力,他曾有一段放浪的闡釋:「諸兄弟輒放聲狂笑。粲風起而郁雲開,夕鳥驚而寒鱗躍,山花為之遍放,林葉為之根落。」

馮夢龍編輯過兩本笑話集《古今譚概》(重刻更名為《古今笑》)和《笑府》,晚明以來流傳甚廣。前者主要源於古代典籍,側重於文人雅趣,後者主要源於口頭講述,側重於民間俗謔,近六百條笑話按內容分十三卷,體例同《古今譚概》。

「不話不成人,不笑不成話,不笑不話不成世界。」在《笑府》自序中,馮夢龍坦誠編笑話是因抑郁而自娛。馮夢龍是個科舉連連受挫的老秀才,可他的境界又不止於消解胸之苦悶。他要以笑引真實,對抗世間的假道德和真丑惡。

正因對後者的追求,馮夢龍在對笑話的搜集、整理、評點中,對笑話的特點、功能和分類闡發了系統認識。在肯定其諷刺、娛樂功能之外,馮夢龍還認為笑話應有「蘊藉」,不可過於直白,並應選擇適當的場合和聽眾。

有學者將馮夢龍對笑話的理論與巴赫金的「狂歡」理論並列討論,認為它們都源於平民大眾對於官方話語的反抗。作為一種有悖反氣質的話語,它在自身所處的文化體系中,生成一種與主流文化相對的亞文化。

於此再品馮夢龍以嬉笑怒罵兼有的笑話辨假道德的意圖,若說他在游戲話語間亦進入一種有自覺研究、對抗意識的化境,並不為過。

吳趼人提出「滑稽小說」概念,並在長篇章回小說《新石頭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作品中做出實驗性嘗試。

吳趼人:哭笑之間見豐滿

至晚清,吳趼人也在用笑話。與馮夢龍相反,支持改良派的他要用笑話勸誡大眾回歸「我固有之道德」。

在其編撰的《新笑林廣記》序中,吳趼人說,「邇日學者,深悟小說具改良社會之能力,於是競言小說。竊謂文字一路其所以入人者,壯詞不如諧語,故笑話小說尚焉」。

又因部分笑話「鄙俚不文,皆下流社會之惡謔」,他思而改良之,作《新笑林廣記》。另一部《俏皮話》收錄126篇笑話,先於報刊連載,之後發行單本。吳趼人比馮夢龍往前走了一步,在編撰評點之外,他提出了「笑話小說」這一文體概念。

吳趼人對笑話深入大眾的優勢和潛在的教化功能了然於心。作為晚清重要的小說家之一,他敏感地抓到了小說與笑話兩種文體之間內在的關聯性,並為打通二者而努力。這種黏合並非全無依據。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曾提及小說與諧隱文之間的一致性:由「稗官所采」,可「以廣視聽」。需知在1908年的《辭源》中,尚未收錄「笑話」一詞,而吳趼人在《新笑林廣記》自序中提出「笑話小說」的概念卻是在1904年;1903年8月開始在《新小說》連載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笑話」一詞的出現頻率竟達90次。

可惜,相比同在晚清倡導小說現世改良功用的梁啟超,吳趼人的「笑話小說」概念號召力不足,應者寥寥。吳趼人並未放棄,之後又提出「滑稽小說」並在其短篇小說《立憲萬歲》《無理取鬧之西游記》與長篇章回小說《新石頭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作品中做出實驗性嘗試。

兩種提法本意相通,只是「笑話」這種提法行不通,究其原因,仍與笑話本體不雅的成見難脫關聯。


吳趼人偏愛笑話,與他投身近代小報,受其插科打諢風格的熏染有關,也是借詼諧小品將道德教化深入大眾之所需。當然,這與他善自嘲的性情也不出離。

因友人寫信時常誤將其名寫為「妍人」或「研人」,他作詩自白:「偷向妝台攬鏡照,阿儂原不是妍人」。

創作了30多種小說的吳趼人被稱為「小說巨子」,但正如國內民俗學鼻祖鐘敬文所言,「那位很著名的小說家吳趼人,就同時是笑話和寓言的作者。可惜他這方面的成績,一直到今天還很少被人注意。他的小說家的名譽掩蓋了這些。」

1910年,吳趼人去世。一年後,辛亥革命爆發。於亂世之中,吳趼人「哭笑皆得」,他的譴責小說與諷喻笑話都與社會現實緊密鑲嵌,表達著個人情懷與訴求。

平心而論,就作品的文學價值、時局視野和後世影響而言,吳趼人既難說不朽,也稱不上偉大,但就是別有滋味。這番滋味,大概就是俗世裡的人,於哭笑之間,於戲謔與沉重之間的浮沉和豐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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