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明朝建國80年,就有了亡國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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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宮崎市定中國史》

文丨[日]宮崎市定

譯丨焦堃 / 瞿柘如

在中國的歷史上,明代與後漢和唐並稱為宦官專權嚴重的時代,而其實明太祖鑒於過去的歷史,已嚴厲約束了宦官的行動。

他在宮門樹立鐵牌,上刻「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十一字,並將宦官的數量限制在百人以下,薄其祿,低其位,尤其嚴禁讀書,並嚴厲取締與外官交通。

接下來的建文帝也薄待宦官,因而心懷怨望者,便在靖難之役中裡內應永樂帝。為了獎賞宦官,也為了貫徹獨裁而強化特務政治,永樂帝把利用宦官當作上策。

奠都北京後,他營造宏偉的宮殿,蓄養的宦官多達數千人。宮中形成了宦官小政府,分為十二監、四司、八局,合稱二十四衙門。其中司禮監的地位最高,秉筆太監也出自其中。

太監原意是一監之長,但到了後來所有宦官都被稱為太監。在宮中形成小政府之後,宦官必須有操筆作文的才能,於是太祖的訓誡被拋諸腦後,宮中設置了教宦官讀書的文書房。

△ 永樂帝朱棣

對有才能的宦官的需求,並非只限於宮中。永樂以後,宦官作為天子的代理,被派到駐紮地方的將軍那裡擔任監軍,也就是眼線。此外,北京城內設置了稱為「東廠」的特務警察機構,上自提督東廠的所有密探都由宦官充任。

由此看來,永樂帝根本不信任朝廷的官僚,而他所信奉的哲學讓人相當困擾,那就是文武官僚都追求私利私欲,為了防止他們營私舞弊,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完全是另一系統且屬天子私人的宦官。

歸根結底,這不外乎是受了這一欲望的驅使,即將天下的土地人民都當作私有財產,並用盡一切手段將其傳給子孫。

這與蒙古天子的想法若合符節。宋代的天子雖然也將皇位視為不貲之富,卻終究沒有這樣露骨地蔑視人民的存在。即便只是表面上,也還是遵從儒教的教導,聲稱君主是為了人民而存在的。

在天子獨裁制度下,皇帝稍有差錯,帶來的影響也極為重大,想來明代的人民比宋代的人民更不幸。歷史並不總是隨著時間進步,特別是在歷史重復時,模仿往往比原型更拙劣。

一般認為明代的宦官弊害始於英宗時代,但英宗在位的初期,正是張太后任用三楊、內閣政治的原型形成的時期,宦官還處於蟄伏狀態。

然而,當楊榮、張太后、楊士奇、楊溥相繼去世後,司禮太監王振迅速得勢,開始暗中操縱政治。在英宗還是皇太子時,王振曾教其讀書,英宗即位後仍稱他為先生。年少天子還沒有將大臣和宦官區別對待的見識。

從宦官專權這一點來看,明代的政治也不及宋代。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到即將滅亡為止,宦官雖曾擾亂政治,卻從沒獲得可以愚弄大臣的權力。但若與漢、唐相比,明代的宦官只有得到天子的信任才能專橫,一旦失寵,轉瞬之間不僅地位,就連性命都難以保住。

漢、唐的宦官固守宮中,以兵權威脅天子,恣行廢立,這種情況在明代沒有出現。這也是天子專制與天子獨裁之間的區別。專制天子的權力屬於個人,包含著重大弱點;而獨裁天子則是制度上的,屬於私人的宦官勢力就算與之對抗,最後也會敗下陣來。

△王振北京智化寺石刻像

在三楊的時代,王振就利用天子的信任,以司禮太監的地位插手政治、人事,權勢漸大。三楊中的最後一個楊溥死後,他更是肆無忌憚地干預朝廷的最高機密,而這也成了他最終倒台的原因。

在當時的蒙古沙漠,東方的韃靼和西方的瓦剌以明的軍事行動為支點,重復著你榮我枯的蹺蹺板遊戲。

到了英宗時代,瓦剌部落在也先主管下強盛起來,因為起於國境馬匹貿易的爭執而大舉入寇。王振勸天子出師親征,經直隸的宣府到了山西的大同,但眼見敵勢浩大,群臣勸諫天子回軍。由宣府返回北京的途中,在土木堡遭到瓦剌軍的包圍,永樂以來的勇將悉數戰死,全軍潰滅,據稱戰死者有數十萬人。

王振為近衛將校撲殺,英宗成了敵軍的俘虜,被擄到沙漠。威服四海的天子,成為北方民族的俘虜,這種非常事態還是自北宋末徽宗以來的第一次。

接到戰敗之報後,朝野一片愕然,皇太后孫氏急忙讓英宗之弟景帝即位,以兵部尚書於謙為中心,制訂守禦計劃。

這種時候,靠資歷當上內閣大學士的官僚和六部尚書,無能至極,不堪一用,於是剛從侍郎升任尚書的於謙便負責指揮。此時,官僚政治僵化、難以發揮作用的弱點無意間暴露出來。如此一來,宦官掌權也不足為奇。

宦官幾乎都出身於下層社會,因而長於世故,高級官僚則生於讀書階層家庭,長於飽食暖衣的環境,一門心思以科舉為唯一目標,最終通過在無益的學問競爭中獲勝取得官位,兩者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那麼,是不是索性廢掉科舉官僚,將所有事情都交給宦官政府去辦就行了呢?卻又不是這樣。

宦官可以說是置身於廉恥之外的逐利的集團,絞盡腦汁利用地位貪圖賄賂。當然,在前近代的中國,利用職權撈取好處是普遍現象,就算表面上貴為宰輔之臣,接受與身份相應的饋贈也是半公開地得到允許,只是過於顯眼時會受到非難。

比如對三楊之一的楊榮,責難聲音就很大,說他「頗通饋遺,邊將歲時致良馬」。這樣一來,他也沒有資格指責宦官的貪欲了。只是宦官獲得權勢時,收入私囊的數額異乎尋常。

土木之變發生後,朝廷宣布王振的罪狀,誅殺族黨,沒收家產,結果發現其家中金銀庫房有六十棟,珊瑚樹中光是高六七尺者就有二十餘株。

這不僅僅意味著如此多的金額從國庫中消失,巨額財寶落入宦官腰包的過程中,有多少營私舞弊、給社會帶來多少毒害才是問題。

△明英宗

天子被俘、宦官專橫,這些已經是王朝的末期症狀了。另一個在英宗時代出現的末期現象,是江西農民鄧茂七的叛亂(1448—1449年)。

最近,中國歷史上頻發的叛亂成為研究對象,其中大多都被認定為農民叛亂,但實際考察其內容,便會發現多數並不能稱為農民叛亂,而是有宗教色彩的秘密結社,或者走私分子,又或兼有兩方性質者所為。議論者似乎大都將中國社會是農業社會這一點作為前提,輕易下結論說,在農業社會發生的叛亂就是農民叛亂。

然而,只有鄧茂七叛亂的性質稍有不同,似可定性為真正的農民叛亂。與黑市交易者等不同,農民是最不易發起叛亂的。

此次事件中,農民在沒有主管人、不懂戰術的情況下暴動,並且立即擴散到廣大區域,雖然不久被鎮壓下去,但依然不外乎是王朝的末期症狀。以北宋時代而言,方臘之亂在性質上與此有若干相似之處。

到英宗時代,明朝開國剛八十年,通常來說正該是王朝的極盛期。此時出現末期症狀,乍一看是很不可思議的現象,然而,這正是重復之所以為重復之處。

雖然王朝看起來被賦予了新生命,但作為根基的社會中沉淀著前朝以來的歷史,到處潛伏著引起末期症狀的病灶。

因而政治稍有差錯,毒素便會隨時隨地噴發出來。只是,王朝不一定會因此而滅亡,年輕的王朝有著不輸給病毒的活力。

《宮崎市定中國史》

作者:宮崎市定

譯者: 焦堃 / 瞿柘如

出版:鐵葫蘆圖書 / 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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