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拼音是中國與老外交流的基礎,但其實很難用,為什麼?

中國人日常用的漢語拼音,屢因拼寫規則奇特惹出尷尬。

漢語拼音的發展是如何和使用者息息相關的?誰是漢語拼音的發明者?為什麼北京有 Peking/Beijing 兩個英文拼寫,而上海只有 Shanghai 一個?

文|鄭子寧

漢語拼音是中國人必不可少的輔助工具。學習語文要用,辦理證件要用,出國生活也要用。

但是,它卻給很多人帶來煩惱——老外似乎並不習慣漢語拼音的讀法,如 Xing(刑)先生老外就鮮少能讀對。Quan(全)小姐可能被弄成關小姐。北京的「復興門」最倒霉,Fuxing 的拼寫很容易讓人產生不好的聯想。

就連著名大學似乎也對漢語拼音有抵觸情緒。北京大學不叫 Beijing University 而要叫 Peking University,清華大學則是 Tsinghua University,廈門大學最厲害,直接用了個讓人不明所以的 Amoy University。

▍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

漢語拼音為什麼長成這樣?而這些大學的拼音又都是如何來的呢?

誰在用拼音

要想解釋拼音為什麼這樣,首先得要知道拼音是做什麼用的。

各國文字有著不同的書寫系統。一旦要和使用不同文字的人群接觸,那麼出於進行商貿、文化交流乃至學習對方語言的考慮,把本國文字以另一種文字的形態轉寫就是非常必要的。

對於多數主要拼音文字來說,字母之間都有相對明確的對應轉化關係,設計一套轉寫方案相對容易。古羅馬時期羅馬人和希臘人交流頻繁,就產生了一套標準化的以拉丁字母書寫希臘語詞匯的方法,兩種文字的轉化幾乎完全自動化,如希臘字母 Γ、Δ、Η、Θ、Ξ、Ψ 在拉丁文中就分別轉為 G、D、E、TH、X、PS。

簡化後的中世紀字體的演化,來源:維基百科

但是漢字並不是純粹的表音文字,在文字上和一種拼音字母建立對應關係並不現實。

直到近代之前,中國人自己鮮少有使用拼音的需求——歷史上用拼音文字表示漢語並不常見。

一般只出現在因各種原因遊離於主流漢文化外時,如敦煌被吐蕃占領時期,當地漢人一度有用藏文字母拼寫漢語的,部分西北地區的回族人在內部通信時,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寫的漢語,即所謂「小兒經」。

▍唐朝民歌《遊江樂,泛龍舟》,使用藏文字母拼寫漢語

因此,早期漢語拼音的設計者和使用者都主要是外國人。

至遲在漢朝,中國就開始和文字不同的異民族交往。這些異民族將漢語的發音用自己的文字記錄,形成拼音的雛形。如往來中國的粟特胡商將「店」拼為 tym,前來廣州的天方商人則把廣州拼作 khanfu(廣府)。

粟特古信札

但是這些早期拼音非常零散,並不系統,只是對需要的人名地名或漢語借詞進行轉寫,並沒有對漢語進行整體的拼音化。

漢語拼音化真正走上正軌,還是從明朝開始陸續前來中國的西方傳教士的功勞。

為了向中國人傳教,西方傳教士熱衷學習漢語。但漢語可能尚算容易,漢字則學習門檻極高。於是西方傳教士想出了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並編纂字典以便學習的方法。

最早對漢語進行系統性的拼音化的傳教士為利瑪竇和羅明堅。他們在 1583 年至 1588 年編寫了漢葡字典,並用上了他們設計的漢語拼音方案。該方案奠定了日後傳教士漢語拼音的基礎,但是自身卻傳播不廣,乃至很快湮沒無聞。

利瑪竇除了發明了拼音,還提高了農歷的精度

影響力較大的則是 1626 年由傳教士金尼閣出版的《西儒耳目資》,反映明朝後期官話的讀音。由於是傳教士為西方人學習漢語方便所創,因此《西儒耳目資》拼音較為接近法語以及拉丁語的正字法,如「然」的聲母用 j 表示,後鼻音韻尾則用 -m 表示(「雙」拼寫為 xoam)。

《西儒耳目資》是反映明朝中後期南方官話讀音的重要材料

金尼閣之後,傳教士紛紛設計自己的拼音。這些由傳教士設計的拼音和金尼閣一樣,主要為西方人學習方便而設。因此根據傳教士自身來源,在華所在地等因素也有著不同的拼寫。同樣一個「莊」字,英國人寫 chuang,法國人寫 tchouang,荷蘭人更是能寫出 tschoeang 來。

莊子作品被譯成法語,可看到圖中作者欄莊子法語名 Tchouang Tseu

不過這些拼音方案也有共同特徵,如漢語的不送氣清音和送氣清音用附加符號區別,即「波」/「頗」、「多」/「拖」、「戈」/「科」的聲母分別寫為 p/p’、t/t’、k/k’。在西方語言中一般用來表示濁音的 b、d 等字母因漢語官話中沒有嚴格對應的音則往往棄之不用。

大量在非官話地區的傳教士也設計出種種方言拼音。特別在閩語區,傳教士設計的福州話平話字和閩南白話字流行甚廣,並被用作在當地辦學的教學工具。

閩語和其他漢語相差較大,寫不出字的詞很多,用漢字書寫口語困難,不少當地民眾甚至這些拼音當作了主要的書面交流工具。

直到 50 年代,林巧稚大夫在進行對台廣播時,仍然使用傳教士創制的閩南白話字撰寫講稿。

▍海南話版《創世紀》,反映了早期海口/府城口音

但是這些拼音的流傳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往往只能傳於一時一地,難堪大用。真正有全國性影響的拼音方案,還要到 19 世紀末才問世。

1892 年,英國人翟理斯修訂完善了威妥瑪於 1859 年設計的拼音,形成了「威妥瑪拼音」。

威妥瑪拼音和現代漢語拼音在不少地方已經相當類似。如用 ao 表示「奧」,ch’ 表示「產」的聲母。與之前的諸多拼音方案相比,威妥瑪拼音系統簡潔統一,表音方便準確,很快成為第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漢語拼音。

威妥瑪撰寫的《語言自邇集》中講述了其學習漢語的經驗

雖然威妥瑪拼音是現行漢語拼音出現前最普遍的拼音。但是,如果按照威妥瑪拼寫,北京是 Peiching,廈門是 Hsiamên,清華則應該是 Ch’inghua,並非這些學校現在常用的名稱。

那麼 Peking、Tsinghua、Amoy 的拼寫又是怎麼來的呢?

1906 年,在上海舉行的帝國郵電聯席會議,要求對中國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寫法,進行統一和規範以方便通信。

在此之前,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已經要求各地郵政主管確定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寫。赫德希望各地能用地方音拼寫,但各地郵政局長則往往用已經通行的威妥瑪拼音交差。

任晚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爵士,曾自稱自己更像是一個中國人。圖為刊登於《名利場》上的赫德爵士畫像,左上角的「江海關」印錯了方向

當時中國郵政系統高層由法國人控制。威妥瑪拼音英文色彩濃厚,法國人並不樂見,因此在 1906 年的會議上,最終確定了一個混合系統的拼音方案。這個拼音方案引入了大量北京話中已經消失,但是在老官話中還存在的發音區別。

如分尖團(青島 Tsingtao,重慶 Chungking),保留入聲(無錫 Wusih,廣西 Kwangsi)。對閩粵地區的地名,則依照赫德的指示,往往用當地方言拼寫,如佛山 Fatshan、肇慶 Shiuhing、廈門 Amoy(今天的廈門話門讀 mng,但是早期廈門話更偏漳州,門讀 mui,故拼為 moy)。這套拼音方案即所謂郵政式拼音。

▍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曾抱怨郵政式拼音中,其家鄉常州與福建漳州拼寫均為 Changchow,無法區分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還是廈門大學的英文名,為什麼那麼奇特。正是因為他們都採用了郵政式拼寫。其中 Tsinghua 為老官話拼寫的「清華」,Amoy 為閩南語的「廈門」。

外語慣用名

而 Peking 則最為特殊,它並非老官話中北京的讀音,也不是方言音,而是北京的外語慣用名——依照郵政式拼音的規則,對有慣用名的城市,郵政式拼寫繼續沿用已有的外語慣用名。

什麼是外語慣用名?

所謂外語慣用名,即在外語中有一個和來源語不一樣的名字。這種現象並不算罕見,如英語中中國並不用 Zhongguo 而用 China,埃及並不用 Miṣr 而用 Egypt,而德國則以 Germany 稱之,不用德語自己的 Deustchland。

外語慣用名的形成一般是因為這個地點非常重要。因此在長期使用中,說外語的人並不遵從該地所說語言中對其的命名,而用其他名字。

英語裡面絕大部分外國地名都遵照來源語言的拼寫,但歐洲各國的首都則往往例外。臨近的法德等國距離英國近,名城多為英人所熟知,也往往擁有慣用名,義大利作為歐洲長期的文化中心和商貿要地,也不乏慣用名,而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和英國交往密切的印度,不少大城市在英語中也有慣用名

相應的,英國最有名的城市 London/倫敦在許多歐洲語言中也有自己的慣用名,像法語、西班牙語的 Londres、義大利語的 Londra。

外語慣用名是個有普遍性的現象,中國的名城在外語中往往也有著自己特別的稱呼。

公元 311 年前後,五胡亂華,中國天下大亂。有一群在華經商的粟特商人給撒馬爾罕故鄉寫信。這些用粟特語寫的信件在玉門關以西被截獲,並未到達目的地。

其中一封信由旅居金城(今蘭州)的粟特胡商發出,收件人為其老板。大意是跟老板匯報說中國發生大動亂……在酒泉、姑臧的人都平安……洛陽發生大饑荒。最後一個皇帝也從洛陽逃出去了。洛陽宮殿城池都燒毀了,沒有了。洛陽沒有了!鄴城沒有了!匈奴人還占領了長安……他們昨天還是皇帝的臣民!我們不知道剩下的中國人能不能趕他們出長安和中國……四年前我們商隊到過洛陽,那裡的印度人和粟特人全餓死了……

▍紅線框內:「洛陽城不再有了!城不再有了!」

信中對中國地名的處理非常有意思——洛陽在信中寫為 srγ,長安寫為 ’xwmt’n,而鄴則是 ’nkp’,姑臧為 kc’n,金城為 kmzyn。

可以看出,鄴、姑臧、金城的粟特名稱均為這些地名的古漢語發音的轉寫,唯獨長安和洛陽兩座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城市用了慣用名。

這封粟特信札並非孤例,西安北周史君墓墓志銘的粟特語提到長安時沿襲了 ’xwmt’n 的寫法,七世紀的拜占庭文獻將長安稱作 Χουβδάν(Khubdan),後來的波斯和阿拉伯書籍把長安稱作 Khumdan,八世紀《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長安為 Khoumdan,該碑中洛陽為 Sarag。

而盛唐僧侶利言的《梵語雜名》中則顯示當時梵語稱呼長安為「矩畝娜曩(Kumudana)」,洛陽在梵語中則為「娑羅俄(Saraga)」。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的敘利亞文

關於長安和洛陽的慣用名究竟如何得來,至今尚沒有共識,有研究認為 Khumdan來自上古漢語「鹹陽」的發音,而 Sarag 則可能和古代西方對中國的稱呼 Seres 有關。不過無論如何,長安洛陽兩地擁有這樣的外語慣用名,說明了它們在中古中國的重要地位。

近古以降,作為首都的北京自然是中國有最多的外語慣用名的城市,如英文的 Peking,法文的 Pékin、義大利文的 Pechino、西班牙文的 Pequín/Pekín。

而另一個慣用名較多的中國城市則是廣州,英文/法文/義大利文寫作 Canton,西班牙文是 Cantón,葡萄牙文則是 Cantão(均來自「廣東」),毫無疑問和廣州作為貿易大港的歷史有關。

廣州塔官方英文名最終確定為 Canton Tower

相比之下,上海雖然在十九世紀後迅速發展為中國第一大城市,但是由於歷史相對短淺,並沒有機會形成外語慣用名。上海大學也就無法像北京大學那樣自己起個特立獨行的外文名了。

▍上海向來即是 Shanghai

不過上海人很快就不用擔心歷史上的短板了。

1957 年,新的漢語拼音方案出爐,拼音的目的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其目標為最終取代漢字。後因不現實,改為幫助識字,推廣普通話。

因此,漢語拼音主要是為本國人服務。其拼寫法是否符合外語習慣並不重要,系統的簡約和高效成為更大的考量。新的漢語拼音用上了全部 26 個字母,至於 Fuxing、Xing、Quan 老外會怎麼讀本就不在考量範圍之內。

雖然漢語拼音主要是對內的,但它也被賦予了獲得漢語拉丁化轉寫壟斷地位的光榮使命——1978 年開始,中國出版的外文出版物涉及中國專有名詞轉寫時,均需使用漢語拼音。

1982 年,漢語拼音被國際標準化組織認可,為漢語拉丁轉寫的標準。在中國堅決要求下,所有漢語專名的拉丁轉寫都應該以漢語拼音為標準。諸如 Peking、Canton 這樣的慣用名漸漸為 Beijing、Guangzhou 所取代。

就此,至少在外文名稱上,千年帝都和百年魔都就此平起平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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