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區域中心城市為何會轉移?濟南、武漢、大同三個讓人深思的例子

對歷史時期城市的研究,可以分成不同的區域,分析區域中心城市的形成、發展、演化以及與區域內外其它城市的關係。

歷史時期的區域,可以按自然地理單元來劃分,也可以依照各個時代的行政、經濟或文化大區來劃分。

讓我們舉些實例:

1臨淄、青州讓位於濟南

臨淄、青州、濟南,此三座城市曾經先後做過魯中山地以北平原地區的中心城市。

臨淄,從春秋時期齊獻公建城至西晉末年讓位於廣固(今青州市),六百多年始終是本地區的中心城市,侯仁之先生對臨淄城的興衰曾經做過精辟的論述。

青州在臨淄東南,彼此相去不過二、三十里,仍可視為城址稍有移動的同一地區中心城市。其地位一直持續到十四世紀中葉,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改山東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移治濟南府,才逐漸衰落。

濟南至今仍然是該區域最主要的中心城市。魯中山地以北區域中心城市的選址,一發展和變位,既與山東半島在歷史時期農、漁、鹽、礦冶、手工業的發展和分布狀況相關,更受到這塊地區的自然環境、政治形勢以及交通路線的趨向和方式變化的制約。

魯中山地以北是一片地勢緩緩向北傾斜的沖積平原,土層堆積深厚,宜於農作,又兼漁鹽之利;南山的坑冶、瓷窯刺激了商業、手工業的繁盛,為城市的興起提供了豐厚的經濟條件。

古代由中原去山東半島的傳統東西陸路交通線,為避免山地起伏的險阻與濱海沮洳的辛勞,選擇分布在山地與平原接觸地帶,大約50-70米等高線之間,吸引大多數城鎮沿傳統交通線分布。

元代以前,尤其在南北分立、江淮受阻時期,北方同嶺南的聯繫常常通過山東半島轉途海上而往來。

所以,前期的中心城市臨淄、青州靠近這一地區的中部。明、清時期,承擔南北交通往來的京杭大運河與驛道皆從魯中山地以西經過,導致後期中心城市向西遷轉。

前、後兩個區域中心城市的形成與演化,既有相似之處,也有區別,如果孤立地分析每一座城市,就不容易說清演化的歷史過程、也不利於當代區域城市體系和城市文化特徵的研究。

2 荊州衰落,武漢興起

江陵,也是由一座建城百年以上的先秦諸侯國的國都——楚郢都,逐漸演化成江漢平原地區最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楚國滅亡以後,郢都城雖然荒廢,但是作為地區中心城市的地位和影響一直沒有喪失,只不過被其南側後起的荊州城所接替,又持續發展了1500多年。

直到十三世紀後半葉,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詔毀襄漢荊湘諸城,於江陵所在地區置中興路,改隸河南行省,它的地位才漸漸跌落,讓位給湖廣行省的治所武昌

郢都、荊州能夠成長為長江中遊的區域中心城市是與江漢平原自然環境和交通區位的變遷息息相關的,長江幹流及其周圍水域肥沃的土地,既蘊育了這兩座都會興盛發展所必須的物質基礎,也塑造了東達吳越、西抵巴蜀、北上中原、南下湘粵的十字型水陸交通骨架。

歷史上任何一座城市的發展壯大,其城址無不具有交通方面的合理性,交通形勢穩定,城市則歷久不衰,交通態勢改變,城市必然中落或發生城址轉移。

歷史上的長江主泓在荊州地區是不斷向南擺蕩的,楚建郢都時,長江幹流在今江陵城下,故,荊州城憑借瀕江利濟之勢能從楚國的船官碼頭一躍而成區域中心城市。

唐、宋之際,由於江水主泓繼續南移,江陵城南淤積成灘,津渡碼頭轉移到沙頭市(今沙市)。航船移泊沙市,沿江形成物資集散的商業市鎮,荊州城獨存行政衙署。

一座城市的行政職能與經濟職能相分離必定會影響它的發展,這是荊州從區域中心城市地位跌落的原因之一。

當然根本的原因還不在於此。元、明以降,長江荊江河道的散漫與愈演愈烈的水害水患,因行政管理和控扼之需人為地改變荊州傳統的轄屬關係,全國政權中心從長安、洛陽、開封漸次移到北京,都影響和改變了長江中遊的十字型水陸交通骨架的選位。

刊行於明朝後期,黃汴撰寫的《天下水陸路程》記載了北京至貴州、雲南二省的道路:自荊州府渡大江,六十里,方至對岸公安縣;而北京至河南、湖廣、廣西三省水陸途程,由漢口渡江,僅七里,即至武昌府。

渡江距離相差如此之大,顯然,以荊州為長江的主要渡口,南下北上的優勢已經喪失。武昌府及後來的武漢三鎮取而代之,成為江漢平原地區新的中心城市也是勢所必然了。

3 大同在古代為何如此重要?

類似的例子還有大同,古代又稱平城,作過九十六年(398——493)北魏前期的都城,以後雖不為都,卻始終是雁北地區的中心城市。大同的興起完全是鮮卑民族政權向中原擴張的結果。

譚其驤先生生前曾認為平城在中國古代建都史上的地位應僅次於七大古都,我理解此話的含義不只是平城為都時間的長短,可能更在乎平城興起之前並不是一座城垣完備、級別較高的行政中心,然而它的規劃營造卻給後世的中國都城營建制度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影響。

研究平城大同,當然離不開北方民族南下中原的歷史背景,伺時也不能忽視歷史時期大同盆地自然環境和人類經營方式的演變。

大同地處桑乾河上遊河谷盆地,北與內蒙古草原之間並無險峻高山或大漠的阻隔,具有農牧兼宜的自然條件,使各時期北方遊牧民族政權大多選擇此地為跳板,或穿逾雁門,南下陜洛;或東出太行,控據河淮。每當遊牧政權北遁,大同又變為農耕民族政權備邊屯戍的大門。

大同就是在這農牧交替之中,逐漸取得了中心城市的地位。如果我們用大同與雁北其它幾座歷史較長的城市做一對比研究,包括屬於同一自然地理區劃,鮮卑遷都平城以前的都城盛樂(內蒙和林格爾),不是更有意義嗎?

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相對封閉的地理單元很容易造成一個個與中央分庭抗禮,割據稱雄的政權。

大者如:立國於巴蜀盆地的成漢、前蜀和後蜀,河西走廊的五涼,鄂爾多斯的西夏,青藏高原的吐蕃,雲南的南詔、大理,長白山區的渤海,偏居一隅的閩、南漢。

小者如:建廷於山西離石盆地的劉淵,上黨盆地的西燕,洮河流域的西秦,嘉陵江上遊的仇池以及古代西域眾多依托綠洲的王國,都在各自的區域內,利用相對穩定的時機和自然條件,以求發展,從而孕育了後世能夠維繼的區域城市體系和地區中心城市。

隨著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和區域開發的需要,城市史和城市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已經不能總是局限在一個城市的單純描述,而應以一個或幾個中心城市為核心,連帶其它一組城市,做區域城市的綜合研究,闡明歷史城市格局形成的原因和演化的過程,剖析區域中心城市城址選擇與城市成長的自然地理條件和社會歷史背景,才更有科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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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節選自《中國城市歷史地理研究的思考》,載《北大史學》第二輯(1994年)、《中國城市的歷史空間》(2015年)

說明:為方便閱讀,文章標題及文內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作者:李孝聰。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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