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香的港,很舊的書|香港書店淘書記

綠色文字為微信上的中國注:

本文其實是2003年的作品,網友發表於天涯論壇,經新華社轉載。

香港銅鑼灣書店的新聞,當前正掀起巨浪,本文又被大陸多個媒體重新轉載風行起來。

編者按:香江之畔,無論是像商務、三聯這樣的老牌書店,還是極具人文特色卻不易尋覓的「二樓書店」,都是曾讓本土讀者和外來遊客流連的文化場。

如香港作家馬家輝所言:「香港何幸,我們的商務印書館一直保留並發揚了老商務的文化精神,視野立足本土,姿態不亢不卑,從來不會snobbish,只願紮紮實實地把流通和出版工作做的更專業,在此出生和成長的一代又一代香港人,不管是買文具或買教科書,無論是買繁體書或簡體書,誰未曾受過香港商務的護蔭與啟蒙?對此,香港人理應心懷感恩。」

2012年,台灣誠品書店進駐香港,以強勢的行銷和極具競爭力的商業模式對本土書店構成一種「兵臨城下」之勢,馬家輝卻說「香港早已有了好書店」。

但是他也對那些小本經營的「二樓書店」,無法在品類和速度上匹敵連鎖書店,更在地理位置和宣傳影響力上不敵文化巨頭有所擔憂。

不過大部分的香港「二樓」書店,雖然和內地的實體書店一樣,在數字時代有「書店黃昏」之嘆,但以這麼多年的積淀,依然是最有特色文化地標之一。

最近有所爭議的銅鑼灣書店,也是這樣一家「二樓書店」。

今日的這篇文章,講述一個愛書人在香港的淘書趣事,讀者們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與書店的故事。

很香的港,很舊的書

——香港淘書記

文/OK先生

我第一次知道中國有個香港,應該是上初中的時候。歷史和地理課本中都會提到香港,印象深的是地圖上香港二字旁邊有個括號,括號裡是個小小的「英」字。澳門旁邊也有個括號,裡面卻是「葡」字。

我那時上課極不認真,更不會想到幾年後還有高考這一回事。講台上的老師,眼神無精打采,嘴裡念念有辭,我百無聊賴,能幹的事不過低頭抬頭兩樁:低頭,是偷看小說,抬頭,是胡思亂想。

聽到老師講到香港,我覺得這名字好聽,就看了看地圖。咦!這倒怪了,澳門那個地方原來盛產葡萄啊,那香港旁邊的「英」是什麼意思?想了半天,得出了結論:那一定是像水泊梁山那樣,是英雄聚義之所。於是開始嚮往。

等到地圖上緊挨著香港的「英」字去掉的時候,我已經在國土上緊挨著香港的深圳生活了六七年了。又過了兩年,我終於有機會去香港看看。之後就一去再去,從不厭倦。

我曾經介紹一位同鄉去香港玩了幾天,回來後他向我發誓,說一輩子不再來這個地方。我驚問何故,他說人多車多樓多擠得喘不過氣來,「我說話他們搖頭他們說話我聽不懂,什麼破東西都貴得不得了。」

那一刻我就想:我為什麼喜歡香港?

不為別的,只為了書。是不是水泊梁山倒沒什麼要緊了,那裡嘯聚著一批書中美艷確是真的。

大陸的愛書人喜歡去香港買書,當然不會是因為價格。以我們的錢包薄厚水平衡量,香港書的價格不僅很貴,而且貴得不象話,簡直不成體統。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既然沒辦法,心存憤恨就類同自討苦吃。

能甘願在香港新書舊籍的價格上討苦,皆因為有大陸體會不到的淘書樂趣。以我個人的喜好,這樂趣可歸為以下數端:

其一,在香港能買到政經文史類的港版台版書;

其二,這些港版台版書當然是未經刪節的;

其三,能買到禁書,從政治的,到情色的;

其四,有許多書,包括歷史的文學的,大陸短期內不可能出版,或不可能一字不刪的出版;

其五,港台版書雖然貴,但是裝幀設計印制水平上佳,「含書量」高(「含書量」一詞為個人杜撰,意為一本書的「書香」含量。書香為感性指標,言人人殊,我自有一套標準)。

其六,陰錯陽差,我喜歡的當代華文作家竟然都在港台或海外。買他們的書,為求全璧,只好去香港。

其七,香港的一些二樓書店頗值一觀;

其八,香港的舊書店雖然正在衰落,但畢竟還能淘到不少可嘆可賞之書。

一城一地書店整體品味的高低,其實與此地此城的言論自由環境大有幹系。香港既是法制保護言論自由的地方,承載言論的書籍自然如魚得水,生態平衡。僅此一端,淘書樂趣倍增無疑。

八條樂趣,說來也麻煩得很,先拈出「舊書」一條,說說所見所聞與所得。

位於銅鑼灣的誠品書店

香港的舊書業,據說在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也曾興盛一時。《大公報》曾載一文,說那個時候舊書店的常客,大都是自京滬南下寓居香港的文人。我想這其中該有葉靈鳳、徐訏等先生的身影吧。文章還提到一家三益書店:

「位於灣仔軒尼詩道的很有名氣的三益書店﹐店齡極長﹐那位老板姓蕭﹐有些眼光﹐經他手的舊書﹐都愛分門別類各有存放﹐特別是線裝書﹐他一眼便能分辨出內中份量即文史收藏價值﹐特別珍貴的﹐則有專門的銷售管道。筆者曾聽這位蕭老板說起當年與本港著名文人葉靈鳳的書誼之深﹐說是每得奇書﹐往往會第一時間通知葉氏。」

這樣的舊書店,已經是昔日北京琉璃廠的格局了,可惜我們無法躬逢其盛。更可惜的是,這家三益書店也已經關門十來年了。時移勢易,香港舊書業早已大不如前。

我初去香港,無人指點搜訪舊書門徑,只一味在銅羅灣一帶的二樓書店摸爬滾打,帶回來的都是董橋、張愛玲、餘光中、思果、陳之藩等人的新書。

上海的子善兄每去香港,都會在深圳短暫停留。回來時見他大包小包的書,我不忍心讓他打開給我看。我倒不是心疼他的體力,而是怕我自己看了心裡難免要羨慕乃至嫉妒。我只願意聽他講又去了哪家書店,見了哪些朋友。

印象中香港上得了台面的文人學者似乎他都認識,印象中他也多次提到去逛了什麼什麼舊書店。他那裡眉飛色舞,我雖然聽得認真,往往又不深加理會:認真是無意的,不理會卻是故意的:別人的書緣與自己無緣,記那麼清楚,徒增煩惱;藏書到底是「獨樂樂」的事啊。說的人希望「眾樂樂」,那是以書緣結善緣;聽的人客客氣氣地與人家「同樂」,心裡哪裡又真樂得起來?

香港·三聯書店

第一次認真記下一家香港舊書店的地址,是因為那本《中國圖書史資料集》。我多年來收集了不少「關於書的書」,對此類書籍分外敏感。

前年北京趙麗雅從香港返京路過深圳,給我看了她在香港舊書店買到的《中國圖書史資料集》(劉家壁編訂,龍門書局一九七四年初版)。我想這回不能再「掩耳盜鈴」了,於是當即記下那家舊書店的地址,想著再去香港時可以按圖索驥。後來去香港,發願要到那家舊書店一遊,可是到了住處才發現忘了帶記地址的小紙條了。

此刻我恍惚記得那家舊書店的名字是「學津」。如果所記不錯,那才叫啼笑皆非呢。前幾天才去了學津一趟,結果惹得我怒火滿胸。此是後話,先略過不表。

2002年10月下旬,因為要給《董橋散文類編》拍插圖,河北花山文藝出版社的一幫人約我同去香港,到董橋先生家中拍他的藏品。說來讓人好不生氣,這套《類編》我本是應出版社之約而編,也征得了董橋先生同意。

如今兩年過去,書稿轉了兩個出版社,出版合同也簽了兩份,最終還是胎死腹中。個中原因,說來話長,以後當另文專述。

和董先生約好,是星期六下午在家中見面開拍。我特意在星期五傍晚過關,住在銅鑼灣SOGO附近我們報社駐香港的辦事處。我喜歡住在這個地方,因為周圍的書店相對集中,一些有點名氣的二樓書店都在這一帶有分店,像洪葉、青文、樂文、田園等等。洪葉以經營台灣版新書見長,是我每次必到之地。香港的文化人似乎也看中洪葉的台版書。

住在銅鑼灣,我如果約馬家輝兄見面,那路線圖一定是這樣的:時代廣場大螢幕下見面,然後去洪葉書店看書;出得書店門,如果吃西餐,就去那家西餐廳,名字忘記了,家輝兄說王家衛就是在這家餐廳拍《花樣年華》裡張曼玉和梁朝偉餐廳見面的戲;如果去酒吧,就去時代廣場後面一條小街上的那間,名稱竟然也記不得了。

銅羅灣一帶有沒有舊書店我不清楚。既然這次想一訪香港舊書店,我本來應該提前做好「舊書地圖」一類資訊準備的,可惜我沒有這個習慣。

我固執地認為,買舊書更靠書緣,樂趣都藏在漫不經心地尋找和他鄉遇故知式的偶然之中。「精確制導式」的定點轟炸當然省時省力,但我更願意問問同好的師友或者書店老板,如此問出的舊書店憑空多了一份人氣。

香港的書店大都晚上十時打烊。那天晚上九點,我轉到了SOGO後面的銅鑼灣書店。這是一家二樓書店,不算是舊書店,但是也常常有一些幾年前出版的台版舊書。

尋常的二樓書店都是經營新書的。我曾經在這家書店買到過林文月譯的《源氏物語》和《伊勢物語》,所以這次還是奔林文月而來。果然,我找到了林文月的《交談》(台灣九歌初版五印)和《山水與古典》(台灣三民九六初版)。逛了一會,沒什麼新發現,意興闌珊,準備走人。這時身後一個聲音說:「這本書你不能不要。」

香港·銅鑼灣書店

乖乖,怎麼有人給我講話,莫非真的他鄉遇了故知?我回頭一看,發現是這家店的老板。我需將別家店買的一包書暫存櫃台,所以剛進門時給他打過招呼。他本是坐在收銀台後面看一本什麼書的,這一會卻拿著一本書跑到我身邊來了。

老板五十左右,黑黑瘦瘦,個頭不低,眼睛不大,留著小鬍子,說一口還算流利的「港式」國語,只是經常說著說著就變了粵語,「雙語」轉換的節奏仿佛是粵語用來給國語加個註解,或者作為強調。當然,更有可能是一不小心語言遙控器自動換了頻道。

我掃了一眼他拿給我看的那本書的名字,《現代英文選評註》,立刻就謝絕了他的好意。我的英文比他的國語水平還差,此生已經再也鼓不起勇氣去吃攻讀英語的苦頭了,「現代英文」?還「評註」,嘿嘿,拜拜吧。

那老板有點不甘心,說:「你再看看,好書啊,很難找的。翻翻啦。」

人家一片好意,我也不好一意孤行,於是接過書來。這一看,我心大快,原來此書是夏濟安評註,夏志清校訂。「要了,這本我要了!」我連忙謝不絕口。老板並不吃驚,似乎自信我這書猴子跳不出他書如來的手心。

他指指我手中挑好的林文月的書,說:「林文月文章好啊,現在會寫文章的人不多了。」然後一口氣又把他店裡林文月的書報了幾種。我說我都已經有了。他笑笑,慢慢走回到收銀台後面坐下。

我這是第一次與香港書店老板正面交鋒,覺得這二樓書店的老板果然都有些來歷。當時店裡沒有幾個人,我猜想他是觀察了我一陣,發現我圍著林文月轉圈,所以才過來給我「伴舞」的。他是懂書的人。

付款時,我問他香港哪裡有舊書店。他一個勁地搖頭,說現在懂書的人少了,年輕人不喜歡舊書了,沒什麼好的舊書店了。「店裡的這些書都是我自己去挑的,」他說,「會挑書的人少了。」

他又問:「你需要什麼舊書?留個名片,留下書名,我幫你找找。」

我說:「就是想去舊書店逛逛,也沒什麼非買不可的書……對了,我想找董橋八十年代出的那兩本散文集子。」

「不好找了。」他嘆了一口氣。

他開始給我大談董橋:「他的第一本散文集《雙城雜筆》寫得好啊,他八十年代的文章寫得好。現在的專欄文字不如從前了,不那麼美了。」

我笑了,說:「董先生前一段日子寫文章還說,他那幾本早期的散文集子都是該燒的,他也反對別人編書選他早期的文章呢。」

老板又開始搖頭,沒說話,大有「董橋觀點值得商榷」的意思。

我也並不同意老板對董橋文字的「比較評價」,覺得《雙城雜筆》遠不如後來的文章好。老板癡心於董橋舊作,或許和《雙城雜筆》出版的時代有關。

那個時候,老板正年輕,當然喜歡野野的、跳躍的、詩意的、新潮的筆墨;當年讀書時的感覺就像過去的老朋友,中年以後回想起來,還覺得親切,不會不喜歡的。第二天我給董先生說起這位老板對他文章的評價,他「哈」的笑了一聲,又問了一句:「是嗎?」就沒說什麼了。興許他覺得老板的觀點也值得商榷。

香港·商務印書館

在董先生家拍他藏品的經過是有趣的。這篇文章寫的是在香港淘舊書,為新書拍插圖的細節只好略過不提;那幾個小時大可以當作另一篇文章的主題,在這篇文章中就委屈成插曲了。董先生曾在專欄文章裡寫到這一天的情景,不妨抄一段,以見我們當時的忙碌場面:

石家莊來的幾個客人,趁著陽光燦爛的周末,在我家開機開燈拍攝了許多文玩字畫。

是深圳的胡洪俠帶來的:社長兼總編輯張彥奎老成持重,光靠眼神就指揮得了一切煩瑣的工序;副總編輯張國嵐攤開好幾款封面和版式設計要我挑選,嫻靜的舉止藏不住果斷的主見;發行科科長結結實實幫我分擔了不少又搬又抬的苦差事,非常對不住他李艷明那樣嬌嫩的大名;最可憐的是黨委書記兼副社長兼副編審王靜,全套攝影工作他一個人扛起來,強烈的燈光下從頭至尾撐著一個「靜」字把所以技術難題都鎮壓下去。

董先生說那天我們的拍照是「一次最愉快的抄家暴行」,說「我這副老骨頭終於散了大半副」,說他未打先招,「領著他們走回文革歲月,大抄自己的家,翻出了許多收藏成癖的人的美好記憶。」可惜,因《類編》一時難於出版,董先生的「老骨頭」終究是白散了。

不過自那以後,報紙再登董先生的專欄,就開始每期選一幅藏品圖片做插圖了,難說不是受了我們的啟發,嘿嘿。董橋最新專欄文字結集成《小風景》,剛剛問世,書中的插圖印得比報紙上清晰了不知多少倍,香港牛津終於把董橋文字打造成了書中精裝的精品。

我們本來也是要出精裝本的,蹉跎至今,耗了精神,也耗丟了精裝。董先生似乎很得意他的藏品能變成插圖棲息在他的文字中間,他送我簽名本時也不忘把我的眼神直接引導到他的寶貝圖畫裡去:

「癸未處暑前兩日 寄給我的朋友 洪俠老弟讀畫養神 董橋 六十後之作」

「散了大半副老骨頭」的董先生當晚還要去報社值班,說好他夫婦第二天中午請我們午餐。我們去了中環的「鏞記」,席間有趣的談笑難以備述。董太太康藍女士又是點菜又是買單,當年寫《英倫憶往》的作者,飯桌上顯示出她文字功夫之外熱情幹練的另一面。

宴席將散,我突然想起舊書店的事,就問了董先生一句。

「舊書店,哈,衰落了!沒什麼東西了。」董先生說。「附近就有一家,跟我走,我帶你們去。」

董先生大步流星,前頭帶路,直奔士丹力街。過了那家曾經發生過殺人血案的「陸羽茶樓」,董先生手一指:「到了。」

董先生說:「我以前常來這裡看看,最近不怎麼來了,你們去轉轉,我就不去了。」

本文因篇幅,只選取了上半部分,原文來源於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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