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處長憶「中國第一監獄」秦城監獄:最難管的犯人是誰?

「中國第一監獄」秦城監獄,是1950年代蘇聯援助新中國157項經濟與國防建設的工程之一。

高級別、高規格、高待遇,使得秦城監獄成為特殊監管的別名。

而發生在秦城監獄的故事,則成為歷史的特殊佐證。

本文原標題:何殿奎:親歷秦城監獄監管歲月

78歲的何殿奎,住在北京市金融街旁一個老舊而安靜的小區裡。這裡跟金融街近在咫尺,卻完全是兩個世界。

何殿奎離休前是秦城監獄監管處的處長,在秦城監獄及其前身功德林監獄擔任監管員近40年。幾乎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一樣,閱盡了中國政壇高層人物的起伏面孔。

「我有這麼個思想。這些老幹部怎麼能犯了罪呢?這我有懷疑。為什麼產生懷疑呢?好多案子引起我的懷疑。‘青島案’那麼多幹部被抓,都錯了;‘廣東案’更 大,一二百人,都錯了;五幾年,內部肅反,弄來弄去又錯了一批。對這些老幹部,必須要保護好,服務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何殿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編者註:「青島案」即1955年青島市委書記王少庸等人的「反革命內奸嫌疑」案;「廣東案」即1951年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陳泊等人的「特務」案,皆系重大冤假錯案,已平反)

近來,他跟公安部的另一位(離休幹部)汪春耀開始合寫一些回憶文章。汪以前常到秦城監獄提審犯人,跟他相識。用汪春耀的話說:他們這些小人物,腦子裡裝了太多大人物的故事。

何殿奎的記憶力只能用「驚人」二字來形容。一串串的人名、數字,從他嘴裡出來,不用思考,不用回憶。

獨立廁所、地毯和魚翅

何殿奎永遠記得這個日子:1960年3月15日,秦城監獄落成的第一天。從那天起,他就在那裡工作,直到1992年離休才離開。

蘇聯援建的秦城監獄,由4棟3層青磚小樓組成,編號分別為201、202、203、204。後來參與審判「四人幫」的法官王文正在《以共和國名義判決》 中寫道,其設施和條件,「遠遠超過當時中國普通人家的居室」。那是1980年,作為預審員的他就住在秦城監獄的監房裡辦公。每間監房都有獨立廁所,帶腳 踏式沖水的抽水馬桶。

王文正可能不知道,他住的僅僅是條件最一般的201監區。秦城的四座小樓,內部結構都不一樣。204監區,待遇更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204的監房約20多平方米,鋪著地毯,床是沙發床。夥食標準是按部長級待遇,到東華門「高幹供應點」採購。早餐有牛奶,午晚餐是兩菜一湯,飯後有一個 蘋果。蘋果是剛從冷庫裡拉來的,放在稻糠裡保鮮,拉來時那蘋果都冒著氣兒。還給他們發固體飲料,一盒12塊,一塊能沏一杯檸檬茶。方糖分白色和咖啡色的兩 種。每天如此,即便在困難時期都一樣。

給他們做飯的則是專門從北京飯店調來的乙級廚師劉家雄。就是在那裡,何殿奎第一次見識了魚翅。他以為那是粉絲,劉家雄告訴他,是魚翅,就是鯊魚的鰭。只有劉家雄一個人會發海參、魚翅這些東西。

每天,都由何殿奎給他們送飯。每人一個四層的飯盒,分別裝米飯、兩個菜和一個湯。冬天用棉罩保溫。每個飯盒的顏色都不同,以示區分。一共15份。

這些重量級犯人是從功德林監獄的「特監」遷來的。1956年7月,功德林設立了一個專管高級幹部的「特監」區,把這些人從不同監區集中起來管理,何殿奎 是監管員。「特監」一共8個人:原來的中央組織部部長饒漱石、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從事特情工作的袁殊、外貿部副部長徐雪寒、廣州 市公安局副局長陳泊、《人民文學》編委胡風和一位公安部的局級幹部。

秦城監獄建好後,這些人全部遷入204監區,青島市委書記王少庸等幾位「青島案」主犯也從別處遷來,一共15位。

但他們並不知道彼此。放風是嚴格隔開的,絕對避免見面。哨兵也只知道其編號。

唯一知道他們身份的,除了主管,只有204監區的管理員何殿奎一個人。

潘漢年

貼身監護潘漢年

何殿奎跟這份專門看管大人物的特殊工作結下不解之緣,是因為潘漢年。

1955年4月3日,他被從功德林的丁字號監區緊急抽調去監管潘漢年。主管看中了他的政治可靠和年輕肯幹:他才23歲,但十來歲到延安,20歲入黨,已經是個年輕的「老革命」了。

那一天,何殿奎記得太清楚了,因為潘漢年太特殊了。潘是被秘密逮捕的,看守他的部隊都不是那裡的,是專門從北京市摩托連調來的一個排。整個監區,只關他一個人。崗是雙崗,監房門口一道,監區門口一道,除了何殿奎誰都不能進去。

潘漢年剛來的那十幾天,何殿奎就住在他房間裡,24小時貼身監護。

那些天,潘漢年幾乎每天被帶去「談話」。他出入都要戒嚴,如臨大敵。

談話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審訊室,而是會議室,坐在沙發上談。主持談話的先是公安部的一個局長。何殿奎在旁邊端茶倒水。

秦城的辦案人員和監管人員有嚴格區分。前者即預審員,只處理案情;後者則負責犯人的吃、住、健康。沒有特殊情況,前者不允許進入牢房,後者不可以知道案情。潘漢年的案子是唯一一次,何殿奎目擊了審訊開始頭幾天的過程。

談話很「平穩」,但並不順利。潘漢年就是不開口。僵持了幾天後,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親自來談,說「保證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給你寫個條子」,他才開始談。

潘漢年被捕時是來北京參加全國黨代表會議的,這次會議是要解決被稱為建國後第一次黨內鬥爭的「高饒事件」。作為饒漱石的下屬,潘漢年自知難逃幹系,主動寫了交代材料,包括自己曾被挾持去見汪精衛的那件事,結果為「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成立提供了「鐵證」。

不久,「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其他主犯相繼入獄。

何殿奎記得,潘漢年的編號是64,袁殊65,揚帆66,饒漱石最特殊,0105,全監獄獨一無二。他至今不解其奧妙。

談起對潘漢年這位情報界傳奇人物的印象,何殿奎說他個子不高,胖胖的,不愛說話,「很穩重的一個人」,從來看不出他情緒上的變化。他生活很有規律,晚飯 後會在床上閉目打坐一個小時。剛看到這奇景,哨兵以為他死掉了,還曾跑去報告何殿奎。潘漢年在獄中寫過一篇小說,寫一個拉洋車的人,可惜後來找不到了。

1963到1964年,204監區的犯人陸續釋放。潘漢年就安置在秦城監獄的家屬區,生活仍然由何殿奎照顧。那段時間,他生活比較愉快,常去南邊的水庫釣魚,去附近的小湯山鎮散步,和何殿奎也有說有笑。但這樣的日子隨著文革的到來徹底結束了。

「我早就知道秦城有個何殿奎」

文革開始後不久,揚帆、饒漱石、潘漢年等再次入獄。

潘漢年等回到的秦城,已經不是文革前的那個秦城。「舊公檢法」的那套管理制度,被造反派稱為「修正主義」「和犯人同流合污」,全部取消。1967年11月,秦城被軍管。原來的監管幹部全部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力。

何殿奎就此離開了秦城,一別5年。直到1972年11月,才被調回來。他是第一批回來的兩個人之一。

秦城已經面目迥異了。因為「走資派」太多住不下,秦城又加蓋了兩棟4層紅磚小樓,編號為205和206。監獄的名稱也換成了「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第七大隊」。

何殿奎告訴記者,「秦城監獄」文革前並不叫這個名字,叫公安部預審局,對外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看守所。文革軍管時寫報告,落款是「七大隊」,總理看 了說:「什麼七大隊,不是秦城監獄嗎?」從此秦城監獄才叫開了。但這個名稱從來沒有見於正式文件,也沒有掛牌,正式名稱仍然叫公安部預審局(現在叫監獄管 理局)。

何殿奎從「五七幹校」回來後被分配到201監區。當時201關押了89名部局級幹部。他是「負責人」之一,但是負不了責,上面有3個軍管幹部,他只能列席會議。

不久,秦城監獄出了一件大事。鐵道部原副部長劉建章的夫人劉淑清上書毛澤東,揭露秦城監獄裡生活待遇低劣的問題。1972年12月,毛澤東在信上批示: 「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工作組進駐,整頓秦城監獄,並逐個找在押人員談話,問題逐漸得到解決。

何殿奎回來一看,老熟人不少。公安部8位部長,5個關在201。放風時看見他們,只能點點頭。

潘漢年等也關在201。潘漢年蒼老了許多,頭髮幾乎掉光了。那幾年,吃的是窩頭白菜,見不到肉。

當時秦城監獄最引人註目的是三位倒台的文革新貴,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6821,戚本禹;6822,王力;6823,關鋒。即,1968年進來的第21、22、23號。這種編號法從文革開始,一直延續至今。

何殿奎說這三個人,王力很老練,一般比較講道理;關鋒精神失常了,經常罵街;戚本禹不大講理,「造反起家的嘛」。戚本禹是個「鬧監」的,經常在晚上大嚷大叫,吵得四鄰不寧,還用手紙堵門上的玻璃觀察孔,跟哨兵鬥智。他還放言:「我戚本禹早就知道秦城有個何殿奎,看你對我採取什麼措施。」

這時是7月份。何殿奎把戚本禹遷到沒人住的三樓,隨他吵鬧,隨後打開外面的木門,只關裡面的鐵柵門,讓他喂蚊子。戚本禹喊報告要找何殿奎,何讓哨兵說「出差了」。三四天後再去,吃夠了苦頭的戚本禹終於願意「談談」,從此基本上服管了。

庭審時的陳伯達

秦城監獄最難管的人物

但戚本禹還不是最難管的。1975年4月26日,何殿奎被調到204監區,升任科長,專門負責管理「心眼太鬼」的頭號難纏人物,曾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

陳伯達在整個秦城監獄都要算特殊人物。他曾是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之首,加上年齡又大,上面強調要絕對保證其安全,在生活上可滿足其需求,以利於保存 「活證據」。他被安排一個人住在204監區的二樓,兩個哨兵日夜看著他。他動不動就在監房裡表演撞牆,搞得監獄上下越來越緊張。

何殿奎就是專門被調來啃這塊硬骨頭的。他首先搬到陳伯達旁邊的監房中,近距離觀察了一周,認定他的尋死只是作勢而已。一天,陳伯達又要撞牆,被哨兵抱住。何殿奎趕到後,叫哨兵放開他:「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陳伯達撞個頭破血流!」陳伯達不吭聲了。

1976年,陳伯達又開始折騰起來。他稱自己腿不能走了,天天爬著上廁所。何殿奎可能他是裝的,就讓王醫生去跟他說,要再不起來鍛煉,他的腿就永遠站不起來了。陳伯達害怕了,問能不能拄個拐棍。何殿奎說可以。「不用請示,當場我就答應他了。」

何殿奎知道,陳伯達無非是想讓上面注意他這個被遺忘的角落。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的消息見報後,他重燃希望,說:「毛主席的後事辦理完畢,江青同志會派人來和我談話的,我的問題寄托在她身上。」

但他等來的,是江青自己被投入秦城監獄。

何殿奎在204監區一直工作到1985年,提為副處長,脫離了監管第一線。他離開的時候,陳伯達等已保外就醫,「王關戚」也先後被釋放。潘漢年病逝在湖南勞改林場,沒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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