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輪沉沒,誰來賠?鐵達尼、太平輪留下的歷史之謎

電影中的鐵達尼號

澎湃新聞記者 來馳

1912年4月15日,鐵達尼號撞上冰山,1500餘人葬身海底,一時震驚世界,國內媒體也在連篇累牘地報導這一事件。因鐵達尼號所載之人多為名流,物品亦價值甚巨,這一海難造成的損失也頗受關注。

據《申報》報導,「船上所載之貨有橡皮、茶葉及遠東所來頭等材料等,價值甚巨。此外,尚有金剛石一批,價值一百萬鎊;且有美國女子一人所帶之珍珠亦值英金十二萬鎊。據該公司協理富蘭克林聲稱:金錢之損失不能定其數,當以數百萬鎊計。」(《申報》,《英國大商船遇災詳記》,1912年4月18日)

那麼誰來承擔這些損失呢?該報導稱,「(鐵達尼號)船身保險英金一百萬鎊,然此船造費實需英金一百十七萬五千鎊,因英國及歐洲之保險公司不能負此巨數,且其所付保費甚輕,尚不滿百分之一,故未保足全數也。」

《申報》,《英國大商船遇災詳記》,1912年4月18日

在災難發生24天後,英國保誠保險集團發表公告對本次事件中罹難的客戶進行理賠,並最終為324名乘客和船員賠付14239英鎊。盡管比起船身的保險金而言微不足道,但這筆相當於今天的110萬英鎊的賠款仍為當時的300多個破碎的家庭帶去些許安慰。

停靠在黃浦江碼頭的太平輪

1949年1月28日,同樣滿載社會名流的太平輪在從上海開往台灣的途中沉沒。該船曾於1948年向上海華泰產物保險公司投保船殼險,尚在有效期內,太平輪所屬的上海中聯輪船股份有限公司隨即向華泰索賠。

華泰成立於汪偽時期,1946年以後總經理為廣東籍人士黃寅初。事發後黃寅初夫婦席卷公司全部資金約20萬美元,於1月29日乘飛機逃往香港,後潛去澳門。華泰產物保險公司隨即倒閉散夥,中聯輪船公司亦因此海難宣告破產。

半個月後,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金融管理局得悉此案,特發文給上海市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令其追查。上海市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於1949年2月26日查復略謂:先後兩次派員調查,因該兩公司負責人早已潛逃,帳冊失蹤,不得要領。據傳華泰、鴻福兩公司承保「太平輪」船殼保險,未按限額分保……出險後無法賠償,以致攜帶帳冊單證(及家眷)逃往澳門」。

當時國民黨在軍事上正在敗退,政府機關紛紛南撤,無人追查,也無從究辦,於是這一攜款潛逃的案子匆匆了結。有人提議用糧食賠償,船員可獲得80斤白米,乘客的家屬將拿到四、五美元,當然還有更多人根本就沒有領到賠償金。

一前一後兩次海難的對比,可以窺見大陸保險業在近代發展的不成熟。

1929年的保險公司股票

太平輪的具體投保情況已無資料查證,但報告中提到的「未按限額分保」,還是給我們提供了了解當時保險業狀況的線索。

同近代中國的許多行業一樣,華商保險業是在外資保險的刺激下誕生的,1805年,英商最早在廣州成立了諫當保安行,比第一家華商保險公司——保險招商局早了70年。華商保險業力量薄弱,而分保是一種分散風險的方式,將其承保的部分風險和責任向其他保險人進行再次保險。

從1912年至1925年,陸續成立的保險公司共39家,其中在上海成立的有16家,但先後停業約2/3 。大部分保險公司都是小公司,資金薄弱,缺少經驗,承保力量不強,很容易因虧損而停業。同時為了分散危險,華商公司不得不分保給外商保險公司。

為了促進華商的承保能力,上海市保險業同業公會組織華商保險進行聯合分保,並建立分保集團公司,一來分散危險,解決分保出路,二來增加對巨額業務的承保力量,三來減少對外商分保的依賴性,減少利益外流。

1934年1月,上海市保險業同業公會促成會員公司中兼營船舶保險的肇泰、中國海上意外、太平、聯保、華安水火、寧紹、先施、永寧、聯泰9家組成中國船舶保險聯合會,自訂合理船舶保險費率。不過,華商分保團體的總後台依舊是洋商保險公司,例如華商聯合保險公司的最終分保人是瑞士再保險公司。

國民政府經濟部頒發給保險公司的營業執照

回到太平輪,它作為3000噸級貨輪的價值決非小數,華泰保險公司理應要求辦理分保。但據傳黃寅初堅持撈現鈔,分毫沒有辦理分保,最終出事,無力賠償,潛逃了事。

戰爭引發火災,保險公司只能認栽嗎?

近代中國時局動蕩、戰事不斷,保險業的發展尤為艱難。華商保險業的險種從最初的水險、火險,發展到後來增加人壽險、兵險等,一方面是經濟發展、行業成熟的表現,一方面也是對時局的應對之策。

1928年1月28日,淞滬抗戰爆發,閘北地區焚毀過半,有四千餘家保戶買了普通火險,保額計白銀12,354,835兩,國幣73,500元。由於戰事發生倉促,事前毫無準備,賠款問題引起了巨大又持久的糾紛。

當時情況分兩類:一類是投保火險的保戶,因戰爭引發的火災在火險中屬於免責條款而拒賠;第二類是投保了兵險,例如建華慎記紡織廠,洋商保險公司耍賴拒賠。前者由於牽扯面廣,在當時引起巨大的糾紛。

事實上,火險和兵險性質不同,因戰爭引發的火災,依照保單章程不在火險賠償範圍之內。多數保戶不明原委,以保有火險為由向保險公司索賠,幾經訴訟,均未能如願。

上海「一二八」事變中逃避戰火的市民

保戶並不罷休,組織災區火險賠款協進會,由湯有為、王志祥等為領袖,集合被拒賠保戶數百人,編成索賠團,分別向各公司索賠:

「(一)當戰爭爆發,前滬上方面,早已風聲鶴唳,而各保險公司,初未於事前通知保戶,聲明對於普通火險,不負賠償之則;(二)此次災區,一部房屋,雖直接破毀於炮火,然大部分房屋,非炮火所毀,多屬被火焚毀,其中一部分,且於吾軍退駐後焚毀;(三)此次浩劫,實系特殊情形,各保險公司,以人情而論對於此事,亦應負責,蓋現下閘北災區民眾,多亟待此項賠款,以待復興事業之進行。」

可見近代國人對保險條款的認知不足。其一,此次災劫是戰爭而非普通火險,戰爭屬於普通火險中的免賠部分;其二,保險賠付遵從近因原則,即以導致損失最直接、最有效、最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因來判斷風險事故與保險標的損失的直接因果關係,而非時間或空間上最接近的原因;其三,以「人情」來決定是否賠付不合理。

面對這樣的情況,上海市保險業同業公會接受市商會的邀請,與上海災區火險賠款協進會及律師公會、會計師公會五方共派代表9名,一起組織上海市災區火險研究會專責辦理。之後雙方進行多次交涉和談話,但賠款問題一直無法達成一致意見。

8月15日,上海災區火險賠款協進會以保險業出爾反爾,故意破壞議案,置災民於度外,反悔自己提出的發行公債之提議,信用全無為理由,向社會局請願,呈請通飭保險業公會 。事態進一步擴大,災區火險賠款協進會和索賠團不依不撓要求賠償,甚至走向不理智的激進。10月4日、5日,上海市災區火險索賠團帶領保戶六七百人,分頭至太平、皇后、禪臣、華興等保險公司要求賠款。

面對連續數日如此大規模的民眾索賠運動,市政府和社會局按耐不住了,社會局立刻起草災區火險賠款辦法,市政府10月8日批示索賠委員會,賠款辦法主要為三點 :一、成立火險賠款研究會,查明研究以定期賠款與否;二、無賠償的保戶由保險公司退還已繳保費;三、採用律師會計師兩公會之組長,發行公債,以為救濟之辦法。

整個事件僵持的過程中,索賠受傷事件屢次發生。上海市商會希望保險業能夠「體念各保戶困苦情形,酌量照賠免致事態擴大。」但對於「酌情照賠」這樣按人情而非按法理規章來辦事態度,保險同業公會堅持不能同意,會員公司口徑一致拒絕賠付。

這場風波持續2年之久,各方均不堪其擾。1935年2月,由社會局與上海市保險業同業公會出面斡旋,最終華商保險公司(19家),洋商保險公司(150家)各捐2萬元,共計4萬元作為救濟金。直到1936年1月6日,「社會局直接續發災區火險保戶救濟金。並登報通告,災區去年10月間已在上海災區火險賠款協進社登記而未領款者,再行舉辦通信登記」。此案才算了結 。

縱觀整個事件,火災賠款協進會、索賠團與保戶的表現可見其對保險知識的匱乏,對自身投保險種的認識不清,保險業亦在維護自身利益的鬥爭中筋疲力盡。但這也反過來促進保險業人士認識到需加緊腳步,傳播保險學知識。

民國16年三井洋行水火保險精品廣告畫

處於非常時期的保險業,不得不做出更多業務上的調整以應對戰事。

1937年7月,各保險公司紛紛討論修改兵險保費,僅餘數家美商保險公司願承保兵險。例如德國漢堡保險公司就聲明不承保中國、日本、北韓等地的貨運戰爭險,上海市保險業同業公會、洋商火險公會「擬停保大陸任何區域的兵險」,上海外商水險公司聯合會規定「凡往來中國沿海長江各口岸與香港各外船所載貨物之兵險費,均照前加倍收取,且隨時勢變化,隨時增減。」

同年8月,上海市保險業同業公會汽車險組開會討論,如果保戶汽車為軍隊征用,則承保之同業該如何應付。8月13日,上海戰事爆發,壽險組也隨後開會討論非常時期壽險同業業務問題。

面對戰事和為了解決可能面臨的全行業性的災難,上海市保險業同業公會在9月1日召開執行委員會議,決定組織應對兵災特務委員會(Sino-Japanese Hostilities Special Ins. Committee),並向會員公司做出說明:「投保火險之財產等直接或間接因受戰爭影響,而致損者……各公司對此種特殊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公會同時對火險退費和保費做出規定:8月13日以後在戰區內的火險,如果保戶請求退保應即自是日期並按日計算法退費,無論顧客或者經紀人,各種保險保費都應當以現收為妥,有特別情形者,各公司自由斟酌辦理。9月3日,上海市保險業同業公會除了繼續開會討論組織戰區兵災特務委員會事項,還決定上報國民黨政府實業部及財政部,請求準予引用四行聯合貼放辦法,予保險業以貼放便利。

上海「一二八」事變後房屋被毀情形。圖為商務印書館第四印刷所。

人們為什麼不願意買保險?

上文提到的索賠風波中,民眾的反應深刻凸顯了國人保險知識的普遍匱乏。1934年,寧紹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胡詠驥在一次講話中可能,大陸有4 億多人口,投保壽險者約為12 萬人左右,只占全國人口萬分之三。而美國1 億人口, 投保壽險者為6000餘萬人, 約占全國人口60 %。此外大陸保單之退保率和失效率有時竟高達20 % 和40 % 左右。

不惟民眾缺乏基本的保險常識:1934年,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在其公布的失火懲戒辦法中竟還有規定,凡保有火險者不慎失火,也要受到懲罰,各保戶遂紛紛退保。

民國時期偽華北郵政人壽保險郵票

為什麼人們不願意投保呢?

從經濟原則上來說,資金愈集中,則周轉愈靈活,而存款放款之利率亦愈低。大陸因重農關係,資金未能集中於都市,以致當時銀行儲蓄年利尚有高至一分以上者。通常歐美各國計算保費時依照預定死亡率所收之保費,多以年利三厘推算。而當時大陸保費計算折現之利率,按照,歐美辦法,最多不過二厘。「故人皆願向銀行儲金, 而不願向保險公司投保。」

根深蒂固的觀念也是關鍵。「人生有命,富貴在天」,對於天災人禍及其他不幸事件,中國人往往歸咎於命運、風水,1933年《申報》上就有文章評論說,「中國習俗以談及死亡之事為不詳,而惡言保壽有以致之也。」

以農業社會為背景的中國大家庭組織也不利於保險的推廣。四代同堂、聚族而居,老一輩年老力衰時由子孫奉養,天經地義,若弟死兄在,兄有撫養嬸侄的義務,反之亦然。如此,何必想著投保壽險?此外,聚族而居者房屋多相連而成,缺少防火牆,以致一處失火、全村遭殃,此筆保險費便不易分派,火險單也就難以簽訂。

對「賣保險的」,民國時期的人們對其印象並不比今日好。

保險經紀人,也就是保險經理員,舊時又被成為「保險掮客」。由於當時民眾對保險知識和保險本身的認知缺乏,極少人會自動投保,中外保險公司都需要通過保險經紀人來招攬業務,所以保險經紀人是保險業經營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向保戶介紹保險業務,為其代辦手續,促使保險合同訂立,並從保費中收取一定比例的傭金。

當時的保險業務員素質參差不齊,1936年美國紐約壽險公司的經理員考察過京津滬的保險業後曾說:「中國之保險經理員,確具保險知識、而富充分銷售經驗者,百人中僅數人而已。」他還指出,這是由於中國政府對經理員資格無明文規定,經理員亦未受過訓練,因而任何人均可作經理員所致。一般民眾普遍認為人壽保險是一種「投機之營業」。

在1936年《火險經紀人登記及傭金限制之辦法》出台之前,整個市場上的經紀人管理十分混亂,沒有相關法規界定從業資格,凡是為保險公司介紹業務的人都能以經紀人身份自居。一方面,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各公司為了延攬有實力的經紀人,爭相提供高額傭金,造成同業傾軋;另一方面,有實力的經紀人往往用特別折扣籠絡小經紀人,以傭金高低與待遇為業務去向準繩,保費拖交現象嚴重。

行業公會曾經做過多方嘗試,規範保險經紀人的行為,可惜後來受到戰爭影響,規章制度難以貫徹實行,不久便故態復萌。

民國的保險公司廣告月份牌畫

另外保險業同業公會還曾致力於推廣保險學識,加強社會宣傳,鼓勵研究保險。例如呈請國民政府教育部庚子賠款委員會選派出國留學生專攻保險學、呈請教育部在教材書本內增訂保險課程、舉辦壽險專刊,編印書冊,並在上海多家大型日報晚報副刊上開辟保險專欄,等等,以促進大眾對保險業的了解。

資料來源:

沈雷春,《中國保險年鑒》,文海出版社,1935-1939年

顏鵬飛等主編,《中國保險史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 敖文蔚,《1927-1938年中國保險業發展艱難之原因》,《民國檔案》,2000年第2期

吳越、張天生,《黃寅初賭博「太平」輪》,《上海保險》,1996年

虞蓉,《上海保險同業公會與華商保險業的發展(1928-1937)》,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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