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故事、甜蜜蜜創作者莊奴過世;想當年,那是台灣音樂的石器時代,鄧麗君的時代。

2016年10月11日6時11分,華語歌曲「詞壇泰斗」、曾創作鄧麗君名曲《小城故事》、《甜蜜蜜》歌詞的莊奴先生,在重慶與世長辭,享年95歲。

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記者對莊奴先生的採訪,文章摘選自該刊鄧麗君逝世紀念封面報導之那是台灣音樂的石器時代》。

來源:微信公眾號:三聯生活周刊(id:lifeweek)

那剛好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研究歷史的人把1966年作為台灣社會的轉型期。

那時台灣地區工業產品出口超過農產品出口,至1981年,隨著台灣地區躍入「亞洲四小龍」行列,鄧麗君的歌也隨台灣文化工業升級運動,輸出至全球每一個有華人的角落。

在梁文道的記憶裡,「那時剛好音樂的軟體介質由唱片變成了卡帶,翻錄容易了,鄧麗君的歌成了華語圈對那個年代的集體記憶」。

「起飛期後,大眾生活安樂起來,開始厭倦哀傷的日本哭調閩南語歌,喜樂的國語民歌小調和國語流行歌曲成為新寵。鄧麗君父母是大陸移民,長在上萬戶南腔北調的國民黨老兵聚居的眷村,這些正是拿手好戲。」

憶起經濟起飛期的台灣唱片業,莊奴稱其為「石器時代」,「刀耕火種也生機勃勃」。

生在北平的莊奴,寫了鄧麗君一生70%的歌詞。在這位老人的記憶裡,1949年他來台灣時,文化界完全是「洪荒時代」:「長達50年的日本統治不允許台灣有大學,台灣唱片業起源於上世紀30年代日本投資的哥倫比亞、勝利唱片,早年台灣只有日調改編的閩南語歌。


國民黨赴台後,來自上海和香港的海港派國語歌湧入,後來蘇小明在大陸唱紅的《綠島小夜曲》是台灣1954年正式灌錄的第一首國語歌,由香港人創作。台灣本地國語歌創作力量此後開始成長。

台視電視劇讓國語主題曲與插曲的創作需求加大,台灣第一家電視台主辦周末的‘群星會’給了唱片公司捧星的機會,台灣的唱片業於此時開始拓展國語歌市場。」

1969年,台灣第二家電視台中國電視公司開播,首部國語連續劇《晶晶》,就找上鄧麗君唱主題曲。這首主題曲一夜間紅透半邊天,終於讓錄了幾張唱片的她有了自己的成名曲。

「鄧麗君一紅,台灣國語歌就成了台灣樂壇的主流。唱片公司開始給國語歌投錢。那時候我們有一個Group,人人都知道莊奴、湯尼、左宏元是鄧麗君的鐵三角,這個組合寫出來的歌,閉著眼睛就能紅。」莊奴講起那個黃金年代異常興奮。

鄧麗君的啟蒙老師左宏元補充道:「70年代瓊瑤電影大賣,她一見鄧麗君就如獲至寶,甚至希望所有的插曲都由鄧麗君唱。」

在莊奴的記憶裡,當時他和左宏元經常忙到藏進賓館躲債,只有太太知道聯繫方式。鄧麗君的代表作《甜蜜蜜》便是莊奴5分鐘內脫口而出的「急就章」。

莊奴喜歡講起這個故事,那時唱片公司拿著一首印尼民歌的曲譜來找莊奴,他只問了一句誰唱,知道是鄧麗君,邊唱譜,「腦子裡想著她歌甜人又樸實,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兒開在春風裡……歌就這樣自然唱出來了」。

一生寫過3000多首作品的莊奴,這樣總結鄧麗君創作團隊的成功經驗「很簡單,三個字,向錢看,老板為什麼付錢我們寫什麼。在台灣社會,沒有錢的文化就等於沒文化」。

莊奴抗戰前就讀於中南海裡的中華新聞學院,抗戰時參軍當了機械師,部隊過黃河時把名字改作黃河,到台灣後,取宋詞「莊奴不入租」作筆名,「莊奴」意思是佃戶,所有聽歌的人就是他的地主。

「那年代大眾喜歡的歌有四個要素,詞短、精湛、寫情、有語句再現。羅大佑的歌詞太難,老百姓不懂,記不住,只有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喜歡。如今時代不同了,我稱作台灣歌壇的戰國時代,什麼風格都有。創作者天馬行空,自我標榜,再不會產生鄧麗君那樣十幾年掌控華語圈風潮的藝人了。」

台灣歌廳的歷史可以追溯至日據時代。那時的歌廳叫做「那卡西」,意思是「走唱」、「遊民」。

梁文道饒有興致地講起「那卡西」的掌故,當時在台灣有兩種,一種是上海風格,正如白先勇筆下的「金大班」;一種是本省人的去處,唱閩南語歌,陽明山腳下的北投溫泉是當時的聖地。歌廳裡彌漫著歡場仍是命的氛圍,所有的男人都是離鄉遊子,所有的女人都是天涯歌女。

到了鄧麗君的時代,本省閩南語歌廳開始衰敗。

在莊奴回憶中,60年代台灣已經形成講閩南語落伍,講國語高尚的風氣。

1963年,李翰祥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灣創下連演162天、930場的空前記錄,黃梅調引發的思鄉情也彌漫了歌廳。黃梅調反串成了鄧麗君日後在台灣及香港地區、東南亞「跑碼頭」的保留節目。

戲曲腔、民歌小調、上海歌女腔,作為大陸移民女兒的鄧麗君,唱法上糅合了那個時代200萬客居台灣族群最窩心的三種腔調,加上她的聲音、她的樣貌,任何一個模仿者再難以替代。

晚兩年被發掘的本土天后鳳飛飛和蘇芮,島內影響力並不亞於鄧麗君,但歌聲和形象更西化,更受學生和上班族喜歡。


據台灣樂評人馬世芳回憶,鄧麗君的歌迷裡,外省移民和他們的第一代占多數。還有「天天吃素,偶爾開個葷」的兵役期男孩。

梁文道童年記憶裡的鄧麗君,經常被作為當局形象出現在正統大型節目裡,即便是赴日的5年間,「想來是她的國語傳統形象能更有效地統一台灣族群,」梁文道說。

鄧麗君在日本發展的5年,正是台灣「鄉土意識」成熟期。

知識分子開始反思早年的「全盤西化」主張,余光中是其中的主將。樂壇上同期發起「中國現代民歌」運動。

1976年,一個小動作掀起一場大運動,畫家李雙澤在一次演唱會上向觀眾席扔了一瓶可口可樂,並大喊「唱自己的歌」,台灣樂壇以此為標誌開唱「中國現代民歌」。

那年楊弦用餘光中的詩作歌詞,在台北中山紀念堂唱了他寫的新歌,其中便有我們熟悉的《鄉愁四韻》,會上推出的作品被收錄到楊弦的專輯《中國現代民歌集》之中。跟隨其後的,是侯德健、孫儀、葉佳修、梁弘志、施孝容、譚健常、李建復。

作為這場運動的主腦,余光中1973年發表的《現代詩怎麼變?》常被人們用來詮釋台灣民間的「鄉土運動」和「中華文藝復興運動」。

他說:「相對於洋腔洋調,我寧可土頭土腦,此地所謂土,是指中國感,不是秀逸高雅的古典中國感,而是實實在在的純純真真甚至帶點稚拙的民間中國感。

回歸中國有兩條大道。一條是退化中國的古典傳統,以雅為能事,這條路10年前我已試過,目前不想再走。

另一條是發掘中國的江湖傳統,也就是嘗試做一個典型的中國人,帶點土頭土腦土裡土氣的味道……不裝腔作勢,不賣弄技巧,不遁世自高,不濫用典故,不效顰西人和古人,不依賴文學的權威,不怕牛糞和毛毛蟲,更不用什麼詩人的高貴感來鎮壓一般讀者,這些都是土的品質。

要土,索性就土到底。拿一把外國尺子來量中國的泥土時代,在我,已經是過去了。」

以這段話看鄧麗君式的「鄉土味」倒極貼切。

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場運動在台灣音樂人中積聚的能量,創造出鄧麗君一生最深入人心的佳作,有樂評人稱之為最「中國」的現代民歌,它們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甜蜜蜜》、《在水一方》、《又見炊煙》、《我只在乎你》……以及於鄧麗君30而立生日之時首發的宋詞專輯《淡淡幽情》。

自此,輾轉奔波了20年,「跑場子」出身的海港派歌後化羽成蝶。如今,她的歌依舊溫暖著華人圈的家國夢,而她,如海上花幡然幻滅。

多年前,一場演唱會上,鄧麗君站在漆黑的舞台邊,獨自吟出這樣的開場白:「我唱歌的時候盡情地唱,你接納多少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情感應和我不知道。我不禁想起D.H.勞倫斯的兩句詩‘我細聆靜寂中的你。在這裡面,我細訴之時,感到你以沉默,撫摸我的句語,以我的句語,作為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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