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台灣製作人在大陸的十年

十多年前初到大陸,李方儒想:「旁邊要是有個台灣來的制片多好,能幫我做很多事情。」

近兩三年,李方儒回台灣開了幾檔新節目,感嘆:「旁邊如果有兩個大陸來的人有多好。」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李邑蘭

原標題:「我只覺得來得太晚了」 台灣製作人在大陸十年

「現在比的是誰錢多。這根本就不叫製作人,只能叫引進人。引進了模式,然後拼明星。」

十多年前初到大陸,李方儒想:「旁邊要是有個台灣來的制片多好,能幫我做很多事情。」

近兩三年,李方儒回台灣開了節目,又開始感嘆:「旁邊如果有兩個大陸來的人有多好。」

兩個市場,十年間互換了位置。

「大陸學港台,港台學日韓,日韓學歐美。」大陸綜藝圈曾經流傳這麼一句話。聽來粗暴,卻道出了當年的部分事實。

台灣製作人是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進入大陸的,他們的手藝,最早呈現在當年的《快樂大本營》《超級大贏家》裡。

那之前,大陸觀眾對綜藝節目的理解,大抵就是《正大綜藝》裡的「看世界」,以及「春晚」裡一本正經的歌舞相聲表演。大陸人當然也不知道,台灣人在節目裡用到的許多花哨手法,許多都學自日本。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至少從《超級女聲》時代開始,大陸電視人就不再那麼依賴台灣人了。2010年的《中國達人秀》,更是在大陸電視圈掀起了直接和歐美做生意的風潮。

《中國好聲音》把這股風潮推向了最高點。這檔一眼望上去就「高大上」的節目背後,是漂洋過海的歐美技術指導、長達數百頁的「製作聖經」和一整套流水線式的工藝流程。

但終究是亞洲人更了解亞洲人。韓國版權的《爸爸去哪兒》《奔跑吧,兄弟》《極限挑戰》,把中國明星從室內拖到了戶外,韓國的金牌製作人們,也隨之輾轉中韓兩地。

一轉眼,台灣製作人成了被「邊緣化」的一群人。鼎盛時期,「漂」在大陸的台灣製作人多達2000人,如今,只剩下20人左右。

旁邊有兩個大陸來的多好

如果要追溯台灣綜藝節目何時開始走下坡路,台灣電視人王壯瑞的答案是1999年。那一年,是他進入演藝圈的第十年。這十年,也正是台灣綜藝的黃金十年。

十年裡,王壯瑞參與製作過30分鐘的綜藝短劇《女醜劇場》;也策劃過張菲與弟弟費玉清主持的綜藝節目《龍兄虎弟》。後者在1990年代風靡一時,「名人名曲模仿大賽」「台灣歌謠時間」「超世紀模仿秀」等單元,都被奉為經典。

廣告費是一檔節目火紅程度的直接指標。《龍兄虎弟》最輝煌的時候,曾有廣告商開出過「以一搭十四」的價碼——那時,台灣綜藝節目有一個官方審定的固定價格,大概每15秒廣告15萬台幣。電視台有一套「搭售」策略:廣告商要想在收視好的節目裡插播廣告,必須同時購買其他普通時段的廣告,好的節目一般能做到「以一搭七」——《龍兄虎弟》翻了一倍。此外,節目中放一支MV的價錢:30秒,20萬台幣。

1999年,「9·21」地震發生。這場大災難影響了台灣社會的方方面面。

當時,王壯瑞所在的三立電視台舉辦了一場大型募捐晚會,後來一共募集資金70億台幣。但這筆資金,實際上是電視台第四季度的廣告預算,相當於廣告主把原本給電視台的廣告預算全部轉撥給了災區。

電視台只能縮減預算。原本120分鐘的黃金時段綜藝節目,預算200萬台幣,賑災後變成100萬。製作人也想盡辦法簡化節目。原本一檔節目有唱歌、跳舞、遊戲、短劇四種形態,減為兩種。

1999年底,節目的預算再縮水為60萬台幣。制片人想盡千方百計做節目,而對於電視台來說,既然60萬也能做,幹嘛還給你200萬?

「到最後,電視台都不願意做綜藝節目,就花30萬台幣做談話節目好了。」王壯瑞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某種程度上,那台募捐晚會,成了原本就越來越不景氣的台灣綜藝節目崩潰的導火線。

那兩年,台灣的經濟環境、綜藝環境發生劇變。一方面,台灣通過了「有線廣播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結束了台視、中視、華視的「三台時代」,台灣湧現很多電影片道,最多時達到一百多個,競爭慘烈;另一方面,隨著大陸經濟的增長,一些廣告商的亞洲總部紛紛從香港、台灣移到了大陸,等於做決策的人都不在台灣,電視台的時間成本相應增加了。

一些台灣製作人開始了「台灣大陸兩邊飛」的生活。

李方儒是其中之一。李方儒曾是《周日八點黨》《快樂星期天》等台灣王牌綜藝節目的製作人。《周日八點黨》是由吳宗憲等人主持的遊戲綜藝節目,固定主持吳宗憲的頭銜是「黨主席」,流動主持康康、鬱方、柯受良的頭銜是「黨代表」,首次參加錄影的藝人,稱為「首次入黨」。《快樂星期天》則是相繼由張小燕、蔡康永主持的一檔糅合了才藝表演、遊戲、相親配對、平民參與外景表演的大型綜藝節目。

1997年李方儒就隨瓊瑤一起去過湖南衛視,幫他們製作了《快樂大本營》前幾期的樣帶。那時大陸基本沒有綜藝節目,許多電視台躍躍欲試。1998年,安徽衛視希望李方儒也為他們做一檔綜藝節目,於是有了《超級大贏家》。

1999年,就在台灣綜藝走下坡路的同時,《超級大贏家》登陸安徽衛視。節目形態一看就是台灣綜藝的翻版——由明星翻唱老歌的「紅人館」、比拼做遊戲的「超級遊戲王」、明星與普通人互動的「明星零距離」等環節組成。

這種台灣觀眾早看膩了的節目形態,在當時的大陸卻非常新鮮。節目播出不到半年就穩居全國收視冠軍。

那段時間,李方儒還擔任過中央電視台經典少兒節目《大風車》的製作人。當時,大陸製作一集綜藝節目普遍成本只有15萬至20萬元人民幣,而《大風車》一集的製作成本是40萬元人民幣。李方儒自己,從《大風車》每一集拿到的薪水是6萬元人民幣。這讓李方儒明確感受到:大陸的綜藝市場正在迅速崛起。

2004年,《超級大贏家》播出五周年,李方儒搬到了大陸。

王壯瑞2012年正式遷居上海。此前十年,他在台灣改做偶像劇,但也不時受到大陸電視台邀請,為一些綜藝節目當顧問。

這十年,他眼看大陸的綜藝節目已經從《超級大贏家》,走到《超級女聲》,再到《中國好聲音》,更迭了好幾輪。台灣綜藝的半壁江山,卻是訪談類節目,以及多少受到「超女」影響的「超級星光大道」撐起來的。

2012年,王壯瑞的一位朋友受燦星製作邀請參與《中國好聲音》的製作,擔任現場導演,找他一起幫忙。他們發現,在大陸,即使是「好聲音」這樣頂級的製作團隊,團隊合作也很成問題,比如,舞美和攝影師就會經常發生矛盾,攝影師堅持機位擺在某處,舞美又覺得,萬一穿幫怎麼辦?爭執不下,雙方第一時間想到的辦法是:讓主管做決定。

但目睹了廣告商豪擲千金的大手筆後,王壯瑞覺得不必再等了。「我只覺得來得太晚了。」王壯瑞一再向南方周末記者重復。

一年以後,台灣綜藝「教父」王偉忠坐在了《中國夢之聲》的導師椅上。這位《康熙來了》的金牌製作人,來到這檔英國版權真人秀,最大目的是「取經」。「你看收音,《我是歌手》二十四軌的收音都有,可以把每一個音收下來,再像快速製作唱片一樣播出。《中國夢之聲》一樣,機器多得不像話,一個人的臉,永遠都被記錄下來。」王偉忠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樣的技術強度,讓他覺得「非常厲害」。

十多年前初到大陸,李方儒想:「旁邊要是有個台灣來的制片多好,能幫我做很多事情。」近兩三年,李方儒回台灣開了幾檔新節目,感嘆:「旁邊如果有兩個大陸來的人有多好。」兩個市場,十年間互換了位置。

為什麼要外拍?為什麼要請劉謙?

最早,台灣製作人做節目的方式也是「借鑒」。

李方儒最早做的《紅白勝利》,從名字上看,就受到日本「紅白歌會」或多或少的影響。

王壯瑞抄過日本「喜劇王」志村健的幽默短劇,大致掌握了怎樣讓觀眾發笑,怎樣鋪「梗」,漸漸發現成本很高——日本的道具、背景設置都很昂貴,王壯瑞開始改變:每犧牲一個笑點,就拿一個新鮮的創意補進來。

台灣電視人的原創能力,就從這裡開始練起,這是他們從日韓學來的經驗,也是在大陸行走的本錢。

2012年定居上海後,王壯瑞為上海地面頻道製作了兩檔原創真人秀。一檔叫《瘋狂心跳》,相當於中國版的「跑男」:戶外設置驚險刺激的逃亡遊戲,每集會有6名黑衣獵人,抓捕6名明星,有時節目中還設置內鬼幫助獵人。錄制150分鐘,其間遊戲會有六種變化形式,每個遊戲、環節都是原創;另一檔節目《生活大不同》,邀請不同國家、地區的外國人,聊各國不同的風俗、生活,比如「坐月子」、減肥等。

《超級大贏家》時期,李方儒除了把台灣綜藝節目板塊式的做法移植到大陸,還做過一些改造,比如增加外拍環節,把明星請到戶外、風景名勝地做遊戲。這是時下流行的「跑男」模式,但在當時,大陸電視人不解:在攝影棚就可以完成的遊戲,為什麼非要搬到戶外?在攝影棚,一天可以錄三到四集《超級大贏家》,外拍就只能錄兩集。

關於外拍,大陸電視人沒經驗,以為就像拍電視劇一樣,要把攝影機固定好。李方儒趕緊解釋,外拍更講究的是捕捉人物即時的反應,攝影機要跟著動。

後期製作,當時的大陸綜藝節目也不重視,李方儒堅持錄完後花一周時間加特效字——那些突然蹦出的花字、氣泡、問號、爆裂特效,不單把觀眾心裡的想法直接搬出來,還增加了喜劇效果。

2007年,安徽衛視另一檔綜藝節目《周日我最大》開播,做了兩年,進入瓶頸期。李方儒再次當「救兵」,擔任製作人。他帶來的最大改變,是增加了近景魔術板塊,請來了魔術師劉謙。

當時劉謙還是無名之輩。他在台灣《綜藝大哥大》中表演近景魔術,一集8000元台幣,人民幣不到2000元。他手中只有30個近景魔術,不到半年時間變完,在台灣已經沒有節目可上。

李方儒建議把劉謙請過來,每期表演一個近景魔術。安徽衛視的主管起初不同意:為什麼要在黃金檔,用一個不知名的魔術師,表演冷門的魔術?

那時港台藝人來大陸演出,出場費會翻三四倍,李方儒說服劉謙,用1000元的出場費在大陸表演,先打出知名度。因為價格不貴,安徽衛視同意試試。

李方儒做了全套設計:劉謙出場,攝影師在他身後架一台搖臂,營造一種高高在上、無所不能的形象,這一分鐘的出場,攝影師通常要拍一個小時。

劉謙不知名,就請來SHE、羅志祥、五月天等大牌藝人在一旁看他表演。試播一集後,《周日我最大》的收視率從不到1%提升到了2%。劉謙得以一直表演下去,也因此上了當年的「春晚」,商演身價飆升。

同一時期,李方儒還製作了天津衛視的一檔美食節目《綜藝食8街》。李方儒覺得單純做菜不好看,乾脆把活的食材帶進攝影棚——豬、牛、馬,有一次,還帶來了八只鴕鳥。明星們要先在節目裡捉住這些活物再做菜。美食節目就這樣被包裝成了遊戲節目,做菜只是最後三分之一的環節。《綜藝食8街》一集製作費只有16萬,收視率卻進入了全國前三。

找李方儒的人越來越多,最多時,他一個月同時接手12檔不同衛視的綜藝節目。在台灣,他一個下午就能把所有的電視台走完,在大陸,他「必須經常從黑龍江飛到廣東,又飛到廣西,最後根本不知道我的節目在播什麼。這樣持續了三年,最大的影響,就是把‘李方儒’三個字做壞了。」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把林青霞都請出來了然而……

明星是台灣綜藝節目的「標配」。王壯瑞幾乎與台灣所有「難搞」的藝人都接觸了個遍。

接觸最多的是台灣主持界大哥、《龍兄虎弟》主持人張菲。張菲對腳本非常挑剔,常常看一眼就開始訓話,「你寫的這個,我15年前就講過」,啪地丟掉腳本。王壯瑞再從口袋拿出第二本:這個呢?張菲還是不滿意。又拿出第三本,張菲一看,終於滿意上場了。

《龍兄虎弟》曾經得到一次難得的機會,專訪時任菲律賓總統菲德爾·拉莫斯。對於一檔綜藝節目而言,這是創歷史的訪問。出發去菲律賓前一晚,張菲突然說不去了。王壯瑞和同事軟磨硬泡都無濟於事。最後只好由張菲的弟弟費玉清代他前往採訪。

王壯瑞一直想不通,這樣級別的採訪,對藝人聲名提升是好事,為什麼要放棄?後來費玉清才告訴他,名人如張菲,也有脆弱的一面,離成功越近時,越惶恐。

在李方儒看來,明星從來都不難搞,難搞的是經紀人。「明星都是讓經紀人扮黑臉。」李方儒說。有時,明星來上節目,開宗明義不唱老歌、不玩遊戲、不談緋聞……

李方儒就找兩三個人去跟經紀人聊天,聊著聊著,聊到攝影棚外面去了,明星留在現場。這時,明星如果還不接受訪問,李方儒就安排現場觀眾提問。

王菲極少接受媒體採訪,卻上了李方儒製作的節目四五次。2004年,李方儒擔任陶晶瑩主持的娛樂訪談節目《娛樂六條通》的製作人。那時,王菲剛與黎明拍完了電影《大城小事》。電影還沒有上映,李方儒和陶晶瑩拼命找片商,提前看了片子,又把王菲出過的專輯,從頭到尾聽了一遍。王菲覺得受了尊重,一下打開了話匣。

李方儒堅持在節目錄制前跟明星聊一聊。有時他會專門飛到明星所在的城市,只是為了在休息的20分鐘空檔聊幾句。「你真的跟他見過面、聊過天,才知道他的性格。現在的小朋友都不做功課,問的東西都千篇一律,藝人也覺得很無聊。」用這樣的方法,他順利拿下了張學友、劉德華。

在大陸興起的新一撥韓國模式的節目,走的也是明星路線。韓國真人秀模式可以概括為:戶外遊戲+全明星陣容。在中國,這樣的模式很受廣告商青睞——明星就意味著收視和豐厚的利潤回報。

在李方儒看來,韓國可以實行全明星陣容,因為韓國明星的生存很大程度都仰仗KBSMBCSBS三大電視台,出場費都不高。

但在中國,明星每集出場費動輒幾百萬。明星要價越來越高,製作費一再飆升。真正為節目貢獻創意和體力的幕後人員,卻拿不到什麼錢。

為博收視,電視台寧願花大價錢買模式,跟風製作全明星陣容的模式節目,也不願意冒險投入到原創節目的開發中去。

李方儒最近接手了幾檔引進類節目,打算把節目的三分之二進行本土化改造,並且堅持在團隊中全部啟用大陸電視人,不用韓國人,也不用歐美人。

李方儒有時會懷念《綜藝大贏家》的時代,那時預算都不高,反而是發揮創意的時候。「現在比的是誰錢多。這根本就不叫製作人,只能叫引進人。引進了模式,然後拼明星。」李方儒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湖南衛視的《偶像來了》,把林青霞都請出來了,但並沒有做出令人驚艷的節目。」

製作過《爸爸去哪兒》《我是歌手》的韓國「金牌製作人」金榮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達了同樣的擔憂:「我聽說中國明星上真人秀的價格高到令人怎麼舌,這已經有些跑偏了。」

金榮希自稱更看好普通人做主角的節目,未來他也會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發這類節目上——這個思路,恰好契合了廣電總局的最新通知:2015722日,廣電總局在《關於加強真人秀節目管理的通知》第四條中對真人秀提出了新的糾正方向:「關注普通群眾,避免過度明星化。」

不能總讓藝人和老外爽

讓普通人當真人秀主角,這條路王壯瑞從2014年起重新摸索。這一年,他擔任了南方周末和四川衛視聯合製作的填字類真人秀《我知道》第一季的執行導演。這檔節目,除了三位明星導師郭敬明、崔永元和李艾,選手都是普通人。

要讓一檔普通人唱主角的真人秀獲得好的收視率,還得要包裝——像包裝藝人一樣包裝普通人,把他們的特別之處放大。「能找到八個十個讓人留下記憶點的代言人,這檔真人秀就成了。」王壯瑞說。

令王壯瑞印象最深的一位選手名叫高磊。高磊是一個形象很不起眼的「書呆子」。他自掏腰包近800元買了一支毛筆,想送給導師崔永元。王壯瑞看到高磊一直站在崔永元化妝室門口,默默等候,不敢進門。「他的呆板和憨直恰恰成了他的特色,可以在節目中放大呈現。」王壯瑞覺得。

贏了100萬要怎麼花?高磊的計劃被很多人笑話為「腦殘計劃」——開一家免費的租書店。正是這個不切實際的計劃,讓很多觀眾記住了高磊。

2015725日,《我知道》第二季開播,王壯瑞想把「人性」放得更突出一些。

他們找到一位小護士選手王威。王威從小身患癌症,一直生活在醫院裡,從未上過學,她所有的知識都是在病床上看雜書看出來的。王威痊愈後,當上了心內科的護士。王威在節目現場講述這段故事的時候,情感導師柳岩很驚訝——她就曾做過心內科的護士;郭敬明立馬聯想到自己小時候患敗血症躺在病床上兩年的經歷。「利用這種人性勾連,導師哪怕是一個冷若冰霜的人,都會點頭,跟她呼應。」王壯瑞說。後來,201593日「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王威還被邀請到現場觀看。

很多素人看上去普通,深聊才能發現亮點。有位選手起初找不到「梗」,後來發現這個人的特點,一是喜歡搖滾;一是曾就讀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曾經代表華裔學生向校長抗爭,爭取權益、反對歧視。導演組後來讓這位選手以一身搖滾裝扮登場,展現他的搖滾和抗爭精神。

導師們預先並不知道這些選手的故事。柳岩在第二季《我知道》中以情感導師身份出現,她是導師中了解信息最多的,但節目組也只提前對她講70%,最令人驚喜、意外的,則在節目現場展示。

2015年,李方儒加盟了上海的一家文化公司,打算和影片網站合作,開發一些真正不同形態的原創節目。

其中一檔節目已經拍了樣片,「一個人在講恐怖的鬼故事,但是在《中國好聲音》那麼大的場面。」李方儒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新的節目裡,李方儒打算把預算花在節目製作本身而不是明星身上:「一般投資八千萬的節目,可能有五千萬花在明星身上,我們這次只花兩千萬給明星,六千萬用在內容、後期或者道具上。」

「也許會失敗,但我真的要嘗試改變。否則,爽的永遠是藝人,或者賣版權的老外,而國內的電視人,不會有一個創作的機會。」李方儒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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